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随笔（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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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随笔（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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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电视采访中国人才计划，我（胡星斗）说中国实施人才强国、科教兴国战略，制定了引进人才千人计划、百人计划、外国专家千人计划、长江学者计划等。我提出中国还应实施“教育第一”战略，从世界工厂转型为世界研究院，推动创新型国家的建立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线广东户籍改革，5年内解决1300万人的户口，我（胡星斗）说户改是为了解决城市人口不足、房屋过剩的问题，不应是为了获得农民的土地。建议让农民保留土地或宅基地。户改的压力在于财政、教育等部门，每落户一人至少要花十万至二十万元，这需要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

电视记者采访大学生就业问题，我（胡星斗）说大学生远远没有饱和，中国民企、基层、农村、中西部需要大量的大学生。大学生的眼光要放长远一点，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未来面临着大规模裁员，大学生不如到基层、民企中去创业，去体现自身的价值。只有民企强大了，中国经济才真正地强大。

记者问某些地方警民警媒关系不和谐的原因，我（胡星斗）说在有的地方警权滥用、公权私用严重，警察成为腐败分子、官员渎职、侵犯公民权利的保护者甚至执行者，所以引起舆论分裂、媒体质疑。化解的关键在于警察必须澄清其使命：维护法律，保护人民，而不是维护官僚利益、保护官僚特权。

记者问离婚率升高是否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我（胡星斗） 说不能完全这样说。离婚率高一方面反映人们追求人格独立、人生幸福而不是被婚姻捆绑、牺牲幸福，另一方面说明婚前不了解、婚姻神圣感的缺乏，在一些信仰宗教的发达国度离婚率却很低。

电视连线福利彩票的腐败，我（胡星斗）说不公开透明、缺乏公民监督必然腐败，公益慈善的腐败比其他腐败更加恶劣，是对爱心的伤害，最终导致道德的沉沦。在中囯，做坏事的成本极低，做好事的成本极高。在制度上，审计部门应隶属于司法或国会，而不是政府的下属部门，这样才有利于独立的审计和公开。

记者问大张旗鼓禁毒的原因，我（胡星斗）说由于历史原因即鸦片战争，中国对毒品泛滥十分警惕；由于中国人致富不择手段，毒贩越来越多，导致吸毒人员也越来越多。因为人口基数大，中国很有可能成为吸毒人员最多的国家之一，严打也是必然。但严打是行政性运动，很可能违背法治，如何加强日常法治的落实更为重要。

记者问80后闪婚闪离现象，我（胡星斗）说现代社会是快节奏的陌生人社会，离婚率肯定越来越高。美欧靠宗教维系家庭，东亚的韩国新加坡靠法律让离婚的成本高昂，而中国对于离婚几乎没有任何约束。80后几乎都是独生子女一代，因此往往难以忍受对方的性格。闪婚闪离说明婚姻的观念发生了根本转变。

记者问毕节儿童事件及城乡差距，我（胡星斗）说中国六千万留守儿童的状况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他们不仅物质贫困，更重要的是精神贫困、心理孤寂，现有的户籍制度以及附着其上的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是造成人间悲剧、城乡差距的总根源。

记者问北京市居住证立法，我（胡星斗）说立法符合社会趋势，但也可能是为了回避户籍和居住证改革过慢的指责。未来北京市会采用积分办法，让各行业人员都有获得户籍或居住证的机会，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有高官调动、国企人员、少数海归、演艺人员等特殊人士甚至特权者才能获得北京户口或居住证。

记者请评论前银行高官朱小华出狱后创业成功，我（胡星斗）说确实不能因为某人进过监狱就不让他有成功的机会，凭着朱小华们的才能，创业成功是必然的，我们为之高兴。但我们也应警惕利用原来官场人脉资源而官商勾结或者原来的上司为了弥补其损失而故意给予好处的情况，我想朱小华不属于此列。

电视记者问贵州毕节四儿童自杀的事，我（胡星斗）说一要废除二元户籍制度，改变父妻分离、父母与子女分离的非人道状况，从制度上解决六千万留守儿童的问题。二要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标准，改善贫困人口的生存状况。三要形成保护儿童权益的社会公益组织和政府机制。

记者问某些高官为什么喜欢求神问鬼、与气功＂大师＂在一块？我（胡星斗）说中国官场险恶，风云变幻，官员前途未卜，对于命运、前途十分迷茫，在古代官员求助于术士，现代寄托于鬼神和＂大师＂，＂不问苍生问鬼神＂，这些其实都是丛林政治、原始官场的表现。

凤凰卫视电台连线记者卧底替考与高考改革，我（胡星斗）说解决替考、舞弊等问题要提高查处率，鼓励举报，改变作弊及腐败得远远大于失、收益远远大于成本的现状。高考制度是目前中国相对最公平的制度，由于中国没有建立规则意识、诚信意识，只能集中统一高考，但考试内容应增加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社会经济实际内容，少考书本。中国暂时很难推行西方式的参考高中成绩、教师推荐、做公益的评语等做法，否则腐败更严重，因为在中国，这些都极可能造假。

记者问大陆自闭症患者越来越多的原因，我（胡星斗）说过去中国只重视物质文明，现在开始注意精神人格；过去人们住大杂院，交往频繁，现在人们邻居都不认识，但人际关系扭曲复杂，这是人治社会的必然，不像法治国家人们习惯于遵守法律规则，人际关系简单。而中国畏惧复杂人际关系的人越来越多。

记者问突破创业创新中的户籍障碍，我（胡星斗）说改革户籍制度最主要是为了自由平等而非功利的目的如引进人才，以往中国人看重人才而轻视人格尊严。户籍制度是管控型社会的产物，完全不适应市场经济，所以我最早主张取消二元户籍制度，代之以福利待遇与户口脱钩只与实际居住地挂钩的国民信息系统。

记者问北京＂鼠族＂及社会阶层流动，我（胡星斗）说一个城市高端、中端、低端劳动者都需要，鼠族很可能是怀惴梦想的创业者，代表了城市的未来。目前中国社会阶层固化，至少需要打破两个制度：特权制度和户籍制度，才能实现社会阶层流动，让低层人民拥有希望。

记者问中国公司上千人集体出国旅游的事，我（胡星斗）说大规模集体出国旅游也许说明了中国人的富裕，但更多的是企业形象宣传活动，而且举办活动的都是直销公司，这种公司以大规模集体活动、统一行动、类军事化管理、会场上整齐划一、大声叫喊鼓掌而著名。

记者问北京市禁止乞讨的相关条例，我（胡星斗）说乞讨本应是个人的权利，发达国家也有乞讨，但是有的人控制儿童乞讨，涉嫌犯罪，应当调查、处置；有的农村整村乞讨，败坏道德，好逸恶劳，当地行政部门应当负责。救助站应当规范，对于打人、虐待等现象应鼓励举报、实时监控、依法处理。

记者问北京打工子弟无法上学，我（胡星斗）说由于中国没有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致使资源不能市场配置，各地发展因为行政干预而贫富不均，北京成为特权城市。而真正市场经济国家的地区差距城市差距很小，如美欧日都是这样。中国地区差距大，所以不能放开户口，要加强管制，管制的结果是差距更大，陷入恶性循环。

电视采访跨国公司著名品牌在中国销售的奶粉大多不合格的事，我（胡星斗）说中国古代有淮橘成枳的故事，即由于水土环境的变化，南方好吃的橘子变成了北方酸涩的枳，同样由于中国执法不严、处罚力度轻、原料来源于小农、消费者维权难、维权经常被当作危害社会的行为、由弱势方、消费者举证而不是像发达国家那样由强势方即厂家、官员举证，这些都使得跨国公司在收益远远大于成本风险的利益驱动下挺而走险。

记者请评论湖南某官员吸毒，我（胡星斗）说它反映了权力的任性、不受监督，因此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我以前也收到关于湖南官员包庇放走毒贩、他本人吸毒、唆使下属吸毒的举报。权力本身就是毒品，无法无天的权力让人上瘾，同时毒品让某些掌权者更加兴奋，无恶不作。可以预料，以后官员吸毒者会越来越多。

记者问藏獒价格暴跌，我（胡星斗）说藏獒价格曾经被炒到几百万元、几十万元一条，是由于资金没有投资渠道、少数人投机、某些富人官员借藏獒显示身价，其实它的价值远低于价格，当遭遇反腐败反奢侈浪费，泡沫就很快破灭，因为需求急降、而供应却数量巨大，违反经济规律必然受到惩罚，就像二百年前荷兰人炒作郁金香而泡沫破裂一样。

记者请评论绿色和平组织对北京周边和中国雾霾治理的报告，我（胡星斗）说报告是比较客观的，认为北京市、河北省的雾霾和PM2.5有所下降，河北省大规模关停高污染企业、小型钢厂，为治理雾霾作出了牺牲。从全国看，治理雾霾一要增加投入，要认识到改造旧设备、采用节能降耗新设备，本身就能增加GDP、促进经济发展，二要鼓励环境集体诉讼和环境公益组织的大力发展，让民众监督企业，改变仅仅是官僚机构高高在上、指手划脚、一年检查一次走形式的落后制度，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完）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