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随笔（四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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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随笔（四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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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记者问针对节日的遏制三公消费、反腐败的条例规定特别多，有沒有作用？我说以往中央的规定特别多，但往往流于形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现在习政权初步改变了这种状况，但是根本的改变还要依靠建立透明制度即财政透明、个人财产透明、决策透明的制度来实现。

记者问孤儿应该到哪里办户口？我说应该到他的长期居住地公安局。只要有人证明他是某地长住人员，就应当有户口，应该特事特办。

记者问如何平衡集中权力与市民社会的成长，我说集中权力是为了推动改革开放，只要继续改革开放、继续信息化，市民社会不可避免地发展。

记者问行政改革，我说精减机构的背后是转换职能，转换职能的背后是约束权力。防止机构反弹，一靠对权力的约束，二靠对财政的约束。

参加法制晚报研讨会，我说中国某些地方司法、行政腐败十分严重，官商勾结抢钱的事层出不穷，法院不顾事实证据违法判决、法官只听领导不遵从法律让中国的司法正义底线早已被僭越。

记者问某银行职工群体性事件，我说未来中国的金融风险越来越大，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特别是信托、理财产品过于庞大，缺乏监管，源于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金融的垄断，所以导致影子银行泛滥，风险很大。

记者问对贪官的追逃，我说美国加拿大都不欢迎贪官了，中国将会与更多的发达国家签署司法合作、罪犯引渡条约。祼官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

记者问为什么中国人一生办证上百甚至几百？我说根源在于中国还没有从管制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以及管制就是收费，利益驱动使然。

记者问户籍改革，我说据调查60%多的农民希望入籍大城市；国际上，大城市与小城镇的人均占地是3：1，中国是10：1，发展大城市符合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大城市更加能发挥人口聚集效应，提高基础设施利用率，提高经济效率；中国的大城市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如人口过亿的四川、河南的国际化大都市数量远不如人口相当的日本；发展大城市、放松户籍，可以将资源环境恶劣地区的农民迁出，有助于保护国土环境，有利于农民脱贫致富。除了资源环境不太好的北京等特大城市需要控制之外，其他的大城市还应大力发展。但中国的一些领导，思维陈旧，仍然奉行离土不离乡的观念，重点发展小城镇。但中国应当提倡城市化而非城镇化，城市化是有城、有市场，是市场化引导的，而城镇化是人为建城，建小城、集镇，只有GDP，只有官僚体制下的军事单位「镇」，没有市场。这样的落后的城镇化观念应当抛弃。

记者问河南之非法信访劝诫中心，我说如果劳教变相复活，是法治的倒退、国家的悲哀！应当取缔一切非法拘禁，还包括收容教育、法制学习班、黑监狱。如果对于地方政府违法不及时纠正、不严厉惩处，那么不可能建立习所说的法治国家。法治的最大障碍是政府违法。建议：对于政府违法，应壮士断腕，责任人一律革职。

电台记者问摩根大通等投行涉嫌录用官二代以谋取非法利益，怎么评论？我说发达国家也有腐败，但新闻自由往往能把腐败曝光。中国有淮橘成枳的故事，淮河之南的橘会变成淮河之北酸涩的枳，因为水土不一样。中国应出台反腐败法，抑制权贵隐形腐败。

某杂志记者问深圳居住证改革，我说最好废除二元户籍制度，改为人口登记和建立国民信息系统或身份证管理系统，居住证只能作为过渡办法。成都的改革就是建立公民信息管理系统，应该推广。

记者问东莞打击黄赌毒、追查周边派出所，如何评论？我说在中国，许多农村和街道都黑社会化了。特别是，中国的特点是黑社会与公权力、官员紧密勾结，许多黑社会头目具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头衔。我预言，在反贪风暴之后将开展反黑风暴。

电台还在说旧事，问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多生，我说中国的生活成本剧增，实际的通胀率绝对不止3%,可能在10%,加上房价超高，年轻人追求个人幸福的愿望強烈，不再愿意多生小孩成为生活的拖累。

记者说河北省污染严重，中央要求其关闭污染企业，但关闭又会导致GDP下滑、失业严重，怎么看？我说北京天津吸走了河北资源，为保护北京水源、环境，河北很多地方不允许上马企业，但北京并不给河北转移支付，导致环京津贫困带。河北关闭污染企业，中央政府应纵向财政转移支付，北京天津应横向转移支付。首钢迁到了河北，污染转移到了河北，但税收留在北京，这是不公平的。

今天某香港电视采访公款送礼新形式的腐败，我说要严格发票管理，更要建立细化、公开的现代财政制度。

记者问对于美国对绿卡持有者的美元征税的看法，我说中国应建立公民收入申报（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减少现金流通，对于贪污腐败资金予以没收，对于灰色收入征税，把税收、福利留在中国而不是送给美国。

华西商报问不动产登记，香港报纸分别问食品安全、宋彬彬道歉，我说最重要的是产权保护。中华民族是不会道歉、反思、反省的民族。

记者问官员下海与下岗，我说我赞成官员主动地下海而不是被动地下岗。发达国家有官员下海在几年内不得在他曾经主管的领域就职的规定，中国也应出台这样的法律。

记者说有报纸、有人抱怨公务员工作累，应该有高工资高福利，我说工作累是由于政府职能没有转变、应酬太多，高工资高福利的前提是形成清廉政治、廉洁政府。

电视讨论阿房宫与浪费腐败，我说根源在于高度集权，政经不分，政企不分，行政干预经济，政府公司化、赢利化，管制越多腐败就越严重。所幸习吸取罗马帝国、秦帝国因奢侈而灭亡的教训，以行政手段抑制浪费腐败。但关键是建立现代国家制度，政经分开，财政公开，权力制衡，公民监督。

媒体问中铁股份总裁自杀，我说央企政企不分、政经不分，面临上级行政、反腐、民众指责等全方位压力，只有分类改革、政企分开、还企业本性，才能释放一些压力。

记者问八宝山墓满为患，怎么看？我说死人也有政治待遇，大家以葬在八宝山为荣。其实何处青山不埋骨，最近中办也要求改革殡葬，死人不要与活人争地。

记者问延迟退休，我说可以实行灵活退休制度，越早退休收入越低，越晚退休收入越高，拉大差距。退休基金不足不需依靠延迟退休，让国企上交三分之一的每年纯利就有一万亿元，就够了。英国国企上交70%利润，俄罗斯石油天然气企业上交90%利润。

电台记者问现在出现礼物单隐蔽型腐败，怎么评论？以寄礼物单、网上选购、开办公用品的方式的腐败的确具有隐蔽性，一要加强媒体监督，二要鼓励民众举报，三要严查，最主要的是严格报销制度和财政细项预算，报销必须凭购物清单，发票和清单不得笼统写办公用品。

记者问现在基层有些干部对于反浪费反四风有怨言、认为基层干部的福利本来就不多现在还被减少，如何看？我说官员本来就应当是公仆，长期的官本位而非民主的民本位把他们惯坏了，所以特权思想严重。发达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台湾有句话叫做官不聊生，这是民主监督的力量。中国主要是上级监督，未来还要通过财政预算细化公开、官员收入公开、纳税人针对腐败浪费进行诉讼等手段予以监督。

记者问公车背后的特权思想，我说官僚特权文化几千年，1949年后计划经济使得官本位、特权得到强化，改革开放之后只注意巿场化，不注重反特权，使得特权向巿场各个领域蔓延。庞大的公车队伍与行政权力的扩张密不可分。（完）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