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随笔（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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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随笔（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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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记者问如何预防职务犯罪和腐败？ 我说最根本的还是要让民众考评干部，实现官员的财产公示。

媒体问单独家庭二胎问题，我说对于缓解劳动力短缺、人口红利减少没有什么作用，因为全国大部分省份早已放开农村二胎，而城市人大多并不想多生。

媒体记者问NGO民间组织的个人将救助华南虎的资金用于私人目的，如何监管？我说一、政府的作用不是去办红十字会等等慈善机构，而是去监管，否则是失职。二、NGO立法。三、NGO账目公开。四、营造诚信守法的制度环境，建立诚信制度，惩罚失信。

记者问中央要求丧葬改革说明了什么，我说一是为了遏制官员借丧葬敛财、腐败，二是为了移风易俗，遏制迷信，三是为了改变奢华、排场、乱葬、占地的局面。

媒体问延迟退休，是否应男女一样？我说应像美国自我选择、灵活退休，早退的退休金低，晚退的退休金高。男女平等并非同一年龄退休，男女生理心理有差别，女士或许更愿意早点退休带孙子、美容保健、回到家庭，对于女知识分子，可以尊重其意愿。

记者问什么是新型户籍制度，我说是打破城乡、城市与城市、地区与地区隔离的人口登记制度，就是我提出的成都等地实行的国民信息系统，将以往的户口、个人档案、银行信用以及未来的家庭财产申报、纳税等整合而成。

媒体问对中央禁止公款吃鱼翅燕窝等有什么评价？我说中央的主要目的是整治特权，特权必须靠监督、制度予以取缔。

记者问为什么境外媒体关注中国官二代在外国金融机构的任职状况？我说是由于中国公权力的暗箱操作和神秘性造成的，如果权力在阳光下，官二代也有大量的有才能的人，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任职。只有阳光下才能洗白他们自己，否则永远被公众怀疑。

香港明报记者问对讹人的老太太予以拘留有没有必要？我说完全有必要。老太太是敲诈勒索。我们的社会不能让好人流血又流泪，否则道德江河日下，人们不敢做好人，只能做冷漠的人。

我对记者说：我们要建立科学稳定观。必须相信：最大程度地尊重生命、保护生命才能维护社会稳定；像发达国家那样允许民间披露地震信息，即使政府对于地震信息没有确实的把握，也可以把地震的可能性、地震几率的百分比告知大众，由民众自主甄别信息、选择对策；由于地震的概率预报常态化了，老百姓不会惊慌失措，也不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反而会增强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感，让人民切实感受到政府对于人民的生命权是极其尊重的。

落实“以人为本”，不仅仅是作秀，不仅仅是宣传，而是真正地把人民的生命权放在第一位。不要嘴巴上说“以人为本”，实际上奉行“社会稳定重于人的生命”的价值观；社会稳定当然很重要，没有社会稳定，中国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但是，我们要有科学的稳定观，不能把稳定凌驾在社会正义和人的生命之上，否则荒唐之极，不可能实现长久的社会稳定。

必须建立现代型政府、公开性政府、可问责政府，打破政府对于人民生命信息的垄断权。有关自己生命安危的知识，老百姓拥有天然的知情权；在体制开放的社会，信息和知识都是开放的、流动的，所以能避免天灾转变成人祸；在体制封闭的社会，信息和知识处处被隐瞒，往往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关于这一点，阿玛蒂亚.森早就论证过,唐山大地震、汶川大地震也给了我们沉痛的教训。

我主张民间可以预报地震，打破地震预报的垄断权；民间也应当享有地震信息的知情权，政府没有权力垄断地震信息；应当鼓励地震工作者的群测群防、土洋办法的结合，让地震专业协会拥有地震预报的权力。

我对记者说：中国必然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因为没有建立现代国家制度，所以腐败、两极分化无法从根本上得到遏制，腐败的速度、两极分化的速度远大于反腐败的力度、改善民生的力度。

未来能不能改变下列趋势？社会阶层日益固化，特权利益集团不断坐大，弱势群体难以翻身；加上财税导致国富民穷、垄断的金融导致民营企业无法发展壮大以及产业结构无法提升，再加上工人农民的权利贫困导致其收入低下，可以断言：未来的中国无法成长为现代化国家，只能长期在中等收入的陷阱中难以自拔。

对于经济刚刚起飞的中国来说，腐败猖獗有其必然性，即使中国民主化开始，腐败也会在一定的时期内蔓延，如曾经的台湾、韩国，现在的印度就是这样。经常有人拿印度来证明民主与腐败没有什么关系，民主不一定不腐败。其实，真实的情况是民主化初期腐败不降反升，存在着库兹涅茨倒U曲线。民主化中期以后，腐败将大量地减少。所以，不能因为民主化初期的腐败而否认民主对于廉洁政治的根本性作用。

记者问废除了劳教制度，我说我2003年的文章「对劳教制度违宪审查的建议」、「就废除劳教致中央的建议」，被媒体公认是废除劳教的第一声。我曾经说废除劳教与否是法治中国的试金石。今晚我格外高兴。

有媒体曾经说我是废除户籍派的代表，我主张建立国民信息系统取而代之，现在成都的户藉改革试验即是如此。三中全会决议加大了户籍改革力度，并且说要建立收入等信息系统。

黄宗羲定律：任何朝代都走不出由廉洁开始到腐败结束的王朝循环。对于集权政体来说，这个黄宗羲定律是存在的，但是对于宪政民主政体来说，腐败的范围越来越小。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一年有上万宗腐败案件，现在只有十几宗；韩国曾经腐败不堪，但是现在情况好多了，总统和总理都会因为细小的腐败而下台。韩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韩明淑因为涉嫌收受5万美元的贿赂而被逮捕；2010年8月30日被提名为韩国总理的金台镐宣布辞职，仅仅因为他公布的私人财产中没有公布他妻子和岳母开设的商铺，他还承认在担任庆南知事期间，他妻子曾经以个人用途使用公车。2008年3月首尔市政府规定，市公务员凡是接受贿赂或招待超过3万韩元约合200元人民币不到，不论职位高低，一律停职甚至免职。

据报道，中国国有企业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比国际市场价格高出两三倍，如从意大利引进皮鞋自动生产线，国际市场价200万美元，中国600~720万美元；一套年产化肥50吨的设备，国际市场价格2.2亿美元，中国国有企业花4亿美元引进。可见，国有企业的产权模糊、所有人虚置是腐败浪费的主因。

中国的灰色收入和腐败收入约等于当年的国家财政收入，是GDP的30%左右（《长城月报》2011.5：80~81）。吴敬琏说：中国的租金总额达到国民财富的20~30%，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达到这么高的水平。

公务员住房总体上应当纳入城市公共住房之中，两个体系是兼容的。当然，公务员住房政策可以有特殊性，在一定的情况下财政可以补贴公务员，但是前提是公务员总体上必须是廉洁的，其收入是较低的。香港公务员买房子往往会获得政府的补贴，因为其公务员很廉洁，收入不高，如果没有住房补贴，公务员的职业可能没有多少人愿意干了。而在中国大陆，即使没有住房方面的好处，大部分人仍然向往公务员的职业，所以，在中国大陆，公务员的住房补贴、福利分房等会引起普通民众的不满。

公务员应当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但是问题在于公务员以其权力很容易侵占普通民众的保障性住房指标，而且许多公务员拥有多套住房。我认为，应当聘请中立的机构对于公务员的收入状况进行评估，如果其收入不及社会平均，那么应当对公务员进行补贴，补贴款向社会公开，然后让公务员到市场上购买商品房；公务员也可以参与保障性住房的申请，但是不能以国家机关的特权参与其事，政府部门更不能够拿纳税人的钱去买保障性住房分给公务员或低价卖给公务员，否则涉嫌以权谋私和滥用公共资金。

中国应当大力推行住房双轨制，即市场价的商品房与保障性住房并存。应当出台《住房保障法》，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与监督的力度。2010年4月住建部规定对于骗取经济适用房的，责令退还住房，并且5年内取消再申请的资格，这样的规定对于骗购者等于零风险，而他们可能获得的收益巨大，风险与收益的巨额反差，还会促使一些人继续骗购。反观香港，对于骗购者的处罚相当严厉，3年前时年85岁的香港退休大法官因为骗取廉租房，仅仅是廉租房，就被判入狱11个月。（完）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