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随笔（四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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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随笔（四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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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海峡时报记者问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否很大？我说：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为0.46左右，比10年前有所下降，中国10年来的贫富差距没有扩大。但独立研究者的数据是0.62，也就是说中国贫富差距位于世界最前列，属于接近动乱的贫富差距。不过，我不认为中国会陷入社会动荡，中国人不愿意动乱，动乱人不如太平犬！

中国商报记者问西安要建100家博物馆，怎么评价？我说：政府设立的博物馆应当属于公益事业，以后每年都需要政府的拨款，一个博物馆拨款1亿，100个就要拨款100亿，政府财政承受得了吗？现在地方官员考虑的是眼前的政绩，甚至吸引眼球，至于未来有没有钱维持他不管，短期行为严重。

新华社记者问迁都之事，我说：未来迁都是必需的，现在迁都是不可能的。目前讨论迁都，目的是进行思维启蒙，也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北京环境、资源、战略地位的困境以及怎样的国都比较合理。

电视记者问北京地铁可能涨价，怎么看？我说：地铁、公共交通在北京极其重要，北京地铁的营运里程达到400余公里，未来还要达到600公里，据世界第一。北京的地铁票价大概是世界上最便宜的，为北京财政每年补贴1-200亿，的确数字很大。但是以后基本2元不应改变，因为普通上班族的收入不高。如果涨到5元，每天上班来回10元，一个月200-300，占普通收入的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太贵了。所以票价只能微调。

IT杂志记者问富士康罢工的事，我说：罢工应当立法，依照程序有秩序地罢工。代工企业的利润空间很小，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必须转型，必须改革户籍制度、将农民工转变成稳定的产业工人，加强对于农民工的培训。据我所知，目前中央拨付的农民工培训费用大多被地方政府克扣，培训弄虚作假、培训缩水的情况十分普遍。培训不能完全依靠政府，政府只应负责监督。

报纸广播电台记者联合采访问劳教制度，我说：肯定废除了，因为只有废除劳教制度，才能建设法治国家！我相信新领导人会致力于建设法治国家而非民主国家，法治国家目前优先于民主国家。像新加坡、香港都是法治地区，但是还不是民主地区。

记者问：一方面住建部建立了全国联网的住房统一登记与查询制度，另一方面又极其严格限制查询，查询必须部长签字，是不是他们在保护贪官？我说：保护公民信息当然是必需的，但是中国迟早要建立官员财产公开的制度，也许要慢慢地来吧。腐败不能不反，腐败不能大反，腐败不能真反。

海峡时报记者问房姐房叔，我说：住房腐败已经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官员腐败方式，只有官员财产公开、住房公开、财政公开，才能遏制腐败！

记者问房姐与打老虎，我说：户口腐败看来很严重，必须整治！官员财产必须公开，官员的房产信息民众应可查询！只有权力来源于民众，才能打大老虎；如果权力基础不是民选，那么打省部级以上大老虎可能损害自已的权力基础。

记者问北京雾霾污染的治理，我说：中国政府大量地投入环保，但是总体上看中国环境治理“局部改善、整体恶化”，关键是要建立现代环境治理制度，必须产权清晰，鼓励民众举报、发挥NGO的作用，进一步发展公共交通。

辽沈晚报记者问舌尖上的浪费为什么那么严重？我说：一、中国文化的世俗性。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二、中国社会的经常性饥荒，使得人们认识到民以食为天；中国处于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转型期，农业社会是熟人社会，重视人情与面子。三、财政制度落后、没有建立严格预算、议会决定财政支出的现代财政制度，使得公款吃喝严重、浪费严重。

中国应当开展类似于美国社会进步运动的社会公正运动或社会正义运动。上个世纪初美国的社会进步运动，以及揭露社会丑恶的“扒粪运动”，一扫美国的腐败，为三十年代的新政以及二战后的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奠定了基础。

社会主义与公有、国企没有必然的联系，共同富裕与公有、国企也没有关联。当今世界上最公平、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如北欧诸国、西欧、日本等皆是财产私有的国度，其基尼系数都在0.30以下；贫富差距的缩小只与所得税、遗产税等税制、股份共有、社会保障等制度、倡导公平的左派政党在西方不断执政等密切相关。

中国急需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没有被贯彻实行！这次思想解放运动将厘清公有与私有、人治与法治的迷思，解决为什么要减少国有、破除国企垄断、减少人治、坚定不移地实行宪政与法治的问题。

我很早就建议分拆中央电视台或者另建“国家电视台”，以打破垄断、促进电视行业的竞争，同时扩展央视品牌，提升国家级电视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此建议得罪了央视，以前在央视1频道、2频道、10频道、12频道、新闻频道都多次采访我，后来不让采访了。

我在10年前建议在国家海洋局的基础上成立国家海洋部，统筹海洋事务，确保国家的海洋主权和利益，改变中国局限于大陆型国家的历史与现状。

我最早主张撤销科技部，世界上极少见哪个国家设有科技部的。目前，中国各级政府的4000个科技局、数十万官员和办公人员消耗的经费至少相当于科研经费的一半，所以，我建议恢复国家科委，减少人员编制和办公经费，市级（包括县级市）以上政府设置地方科委，其他县级政府一般不设。

我最早提出缩小省级行政辖区、增设副省级直辖市，考虑到南京、武汉、广州、西安、沈阳、哈尔滨、成都等大城市为省会，不宜变更，应继续保持他们的副省级地位，现可考虑增设青岛、大连、深圳、珠海、厦门、苏州、宁波、洛阳作为副省级直辖市，同时扩大他们的区划范围。

罢工权立法即使会给社会稳定带来一些风险，那也是局部的、微小的风险，它是推动劳资关系改善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实际上，罢工权立法可以起到“社会安全阀”的作用。

没有罢工权立法，将经济性罢工当作“政治事件”、“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当作“闹事”来对待，加以弹压，把劳资矛盾动辄上升为官民冲突、政府与工人的对立，政府替资本家背黑锅、承担责任，这种做法是极其不明智的，不但加重了政府的工作负担，而且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败坏了政府的形象。

建议对经济罢工权立法，规范罢工行为，制止非法罢工，避免经济问题政治化，防止劳资矛盾演变为官民冲突，从而维护社会稳定。没有罢工权立法，怎样能遏止企业主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侵犯劳动者的权利？

官员问劳教制度的废除和国内局势，我说：劳教肯定废除了，尽管可能叫改革劳教。中国要建成法治国家，就必须从废除劳教制度开始。领导人只要具有现代头脑，就能把中国带上现代文明、长治久安的大道上。（完）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