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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产业的发展，必须从政治层次、战略层次上进行规划和发展。国家之间不止有经济贸易和产业竞争，还有战略对抗与政治博弈。公知、经济杀手、媒体等长期布局毁灭中国自主产业，就是帝国主义对华战略决策的结果，是经济殖民中国的一环。
“萨德”进入韩国，旨在打破中美之间的“核战争”平衡，同时窥探中国的战略纵深。中国必须对韩采取有效的战略威慑，在热战之前，经济战是可行的选择之一。 问题是，中国是否能够对韩国进行有效的经济战?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战斗机、航空母舰上，所有的显示屏幕、仪表面板都只能用韩国、日本等外国生产的显示器件，老百姓会觉得这个国家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国土安全吗?!” 这是京东方掌门人王东升的话。
显然，如果我国在许多关键技术上依附于韩国，我国就无法对韩国发动有效的军事打击，也难以对韩国发动有效的经济战。产业格局能够影响世界格局的演进，国家的工业能力是国家外交空间的决定因素之一。如果一国关键的军事装备、关键的产业核心零部件受制于人，外交就备受掣肘。想象一下，如果华为、联想、小米、魅族等企业的核心零部件都依附于韩国，那么，我国要对韩发动经济战，首先就必须考虑这些国产品牌的抗压能力，做好经历短期经济寒冬的准备。
对外贸易额不代表一国的工业实力。尽管中国是韩国的最大贸易国、最大进口国、最大出口国和最大投资国。2014年，中韩贸易额达到峰值2904.9亿美元，2016年，中韩贸易额依旧有可观的2113.9亿美元。同时，中国还是韩国的最大顺差来源国。
查看商务部每年的《贸易报告》就会发现，韩国通过向中国出售高技术水平、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光学、医疗设备、化工产品等，在中国攫取了巨额的贸易利润。而中国的“比较优势”在哪里?商务部《贸易报告》无奈地说：
【在纺织品及原料、家具玩具这类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市场上，中国在韩国市场继续保持优势。】
可见，孤立地看中韩贸易数字上的巨大数额，并不足喜。相反，如果贸易数字代表了被殖民的深度，代表了依附于人的深度，代表了两国在技术和产业上的鸿沟——韩国“比较优势”锁定在机电、化工等技术密集型产品，中国“比较优势”却锁定在家具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那么，贸易数字越大，只能代表中国发动经济战的空间越来越狭小，而韩国发动经济战的能力却越来越强大。
所以，一旦让我国在产业上依附于韩国，那么，我国在军事、外交上就不得不向韩国出让大量政治利益，就根本不可能通过经济战来对韩国形成有效威慑。
过去几十年，中国有一群人，一直致力于毁灭中国对韩经济战的能力。 他们是谁?
1、反共公知、亲美媒体联手韩国财团布局，致力于经济殖民中国
过去几十年，中国反共公知和亲美媒体在方方面面帮助韩国产业入侵中国，试图将中国产业锁死在产业链底层，形成对韩国的彻底依附。
本文现举最主要的案例。韩国最引以为傲的，是三星“面板”帝国的辉煌，在这个信息时代，液晶面板无处不在，已经成为电子产业的核心力量。由于液晶面板占液晶电视整机成本的2/3，国内彩电厂商曾经被迫花费巨资，从韩国、台湾、日本厂商手里采购液晶面板等关键零部件。今天，在面板行业能与三星抗衡的，是中国“京东方”。如果中国没有京东方等自主企业在“面板”行业的崛起，成为能够与韩国三星抗衡的本土力量，现今的中国就可能出现王东升所提的那个局面：军事武器屏幕使用的都是韩国货，华为、联想等企业每年要给韩国进献大量的利润。
韩国三星自从进入中国市场后，就一直致力于消灭中国本土的自主研发力量，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 最积极配合韩国企业毁灭中国产业的，是中国的反共公知和亲美媒体。
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实现“技术赶超”，需要有持续的巨资投入。韩国执行了“赶超战略”。在1990年，日本TFT液晶面板占据了全球市场90%的份额，韩国为了赶超日本，经历过痛苦的产业能量积累阶段。1987年，三星集团不惜连续亏损7年，在1991-1994年间，平均每年亏损达到1亿美元，发展液晶业务。为了发展DRAM(内存芯片)业务，三星持续亏损了25年，直至挤垮日本对手，成为世界第一，随着现金流的爆炸性收人、韩国的成功，导致韩国民族信心、经济发展变态高涨。
为了打破韩国与日本的垄断，中国只有京东方一家，决心走痛苦的自主研发道路。面板行业是高技术门槛、高度竞争性行业，要么进入领先者行列，要么被淘汰，没有中间态。京东方要在中国开放的、对外资友好的市场环境中与外国成熟产品竞争，实现赶超，需要有巨额的资金持续性投入。中国公知与亲美媒体，却百般围剿中国自主产业的发展，试图掐断中国自主产业的现金流。2003年，京东方兴建“面板”5代线，王东升希望通过海外上市募集资金12亿美元，结果，2004年6月2日，南方系媒体《新京报》刊登了一篇《京东方上演曲线MBO暗藏高管财富飙升迷局》的文章，对京东方的管理层持股计划提出质疑，使证监会叫停了京东方的香港上市计划。京东方上市融资破灭。
但是，公知与南方系媒体对京东方的围堵，并没有剿灭王东升及其团队的信念，这种信念，源头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京东方的前身北京电子管厂——这是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简称“一五”)期间由前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和位于北京酒仙桥地区的另外几座工厂共同代表了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电子工业的最高水平。
王东升和京东方团队继承了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技术经验积累和工业精神，在反共公知与南方系媒体的反复截杀下却依旧不屈不挠。上市融资计划破灭后，京东方转向寻求银行贷款。此后，京东方一直在反共公知、南方系媒体的围剿中成长。
——2010年，南方周末刊登文章《液晶面板投资：没有出口的高速公路》，称京东方5代线投资是“波峰投资、波谷产出”的失败案例。
——2011年，公知叶檀发文《京东方：中国高科技发展的悲剧》，此文在网络上传播非常广，百度搜索高达十几万。叶檀公然反对京东方学习韩国三星的崛起之路，鼓吹掐灭对京东方的资金支持，叶檀称：
【中国的高科技行业必须另立标准，另建市场，否则只能在永远落后一步的巨额亏损中，被国际领先企业拖垮。】 【培育高科技产业，首先要建立高科技体制，让风投为新科技插翅，让企业承担成本，让税收显示优惠，让本土的标准呵护企业，而不是让投资者成为风投家，让银行成为高科技企业的出纳，让资本市场成为亏损者弘扬民族大义的演讲场。】
——2010年8月，《南方周末》报导，《从资不抵债到180亿的圈钱术》，文章称：京东方提前进行巨额资产折旧，虽然亏了股民，但却让地方政府看到了利益。
——2011年4月份，《华夏日报》发文称：尽管一直得到国家的扶持，但是“阿斗”京东方在过去的数年中始终处于“越亏越投，越投越亏”的怪圈。”
——2012年1月，《每日经济新闻》报导：京东方是一家典型的靠政府哺养的“不死鸟”，称京东方是在2009年靠着7亿元政府补贴，公司才在账面上勉强出现5000万盈利从而躲过一劫。
——2013年，《南方都市报》，《“烧钱王”京东方》称:是“圈钱”还是“做实业”?中国面板业这种扩张模式是中国特色还是国际惯例?这个行业一定需要政府大手笔支持吗?国产面板商几年豪赌，有没有换来面板显示产业相关领先的地位?
——2013年7月，在围剿京东方的最高潮时，新浪、网易、腾讯、凤凰等几大门户媒体一拥而上，对京东方进行舆论狂轰滥炸，“烧钱王”、“厚脸皮”等帽子满天飞，“投资者喊呸”、“无节操”等污蔑性用语铺天盖地，试图彻底搞臭京东方，再踏上一只脚。
事实上，从2009年开始，韩国、日本、台湾的面板企业，就已经感受到来自京东方的挑战——因为京东方在复制韩国崛起的产业正确发展道路。早在2009年，还在亏损中的京东方，出人意料地开始大举扩张，连续上马了合肥6代线和北京亦庄8.5代线，掀起了一场“液晶风暴”。韩国、日本、台湾主要TFT企业(三星、LG、夏普等)一夜之间全部改变了对中国技术封锁的态度，纷纷要求启动在华建设液晶高世代线的项目。2010年2月9日，台湾不情愿地宣布同意放行岛内面板企业赴大陆投资高世代线，但要求必须与台湾本岛保持一个世代以上的技术差距。
韩日企业到中国建高世代线，本质是压缩京东方的市场份额。面对京东方可能的技术突破带来的风险，韩日厂商与台湾厂商勾结，继续操纵液晶面板价格，侵蚀中国厂商利益；并且对中国液晶面板产业持续进行渗透，妄图获得操控地位。韩国企业从2009年2月起，突然以现金向台湾广达、奇美采购了400万片库存，并签署2009年度采购协议。这种控制市场供应量的行为，立刻让大陆面板开始严重供不应求。同时韩企压缩对华液晶出口量，开始涨价。2009年3-8月涨幅达30%以上，导致中国彩电企业再次陷入困境。而台湾企业坐视这种局面，跟进控制产量，从中大获其利。
所以，2009年起，国内亲美反共公知和媒体对京东方发起一轮又一轮的舆论围剿，是有其国内外产业发展大背景的，其政治意图非常明确：配合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对中国刚起步的自主企业进行疯狂绞杀，毁灭中国自主企业的政治支持、资金支持和舆论支持。在京东方最困难的时候，用京东方董事长王东升的话说：“意志不坚定一点也就跳楼了”。
2017年1月，大陆最大面板厂商京东方科技集团(BOE)的大中型面板出货量超过LG显示器，位居全球首位。京东方和大陆第2大面板厂商华星光电(CSOT)与鸿海一样，也在建设第10.5代面板工厂。预计2018年大陆的面板供给能力(按面积计算)将比2016年增长40%左右，超过韩国位居全球第1。
京东方掌门人王东升之前对媒体称： 【如果没有像京东方这样的企业，华为、联想、小米、魅族们得给牢牢掌握面板行业话语权的三星、LG、夏普这些日韩企业多贡献多少营收?!】
这就是自主发展路线的优越性。反之，如果反共公知、亲美媒体布局得逞，中国对抗韩国的自主企业、研发团队、技术平台都被消灭殆尽，中国手上对韩经济战的筹码也就一并丧失了。
2、经济杀手、新自由主义势力长期布局，旨在毁灭中国自主产业 把中国自主产业带向毁灭，让中国沦为韩日美经济殖民地，公知与亲美媒体在舆论上进行，经济杀手则在国家政策层面下手。
经济杀手披着“经济顾问”、“经济专家”、“智囊”等亮眼光环，还兼有各种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的“认证身份”助威，表面上为一个国家经济出谋划策“劳苦功高”，实际上肩负建立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任务。
我们无法认定谁是“经济杀手”，但能观察到，许多经济学家带有“经济杀手”的某些特征。典型者如张维迎，提出“中国不需要任何的产业政策”，旨在解除中国政府对京东方等自主产业的支持，让中国缺乏核心技术的传统工业、力量薄弱的高科技产业单枪匹马与国际巨头竞争，“自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最终使这些产业或者沦落至产业链低端，被国际资本巨头卡住脖子，或者被国际资本巨头蚕食吞并。事实上，国际垄断资本背后都有帝国主义政治力量的鼎力支持，不存在“自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只有帝国主义为垄断资本利益保驾护航。在张维迎高呼中国“不需要一切产业政策”之际，2017年1月，美国白宫推出的文件指出，在半导体行业“从来就不是完全市场化的行业”、“在其发展史上和应用上都有非常重的政府参与成分”、“所以美国完全有理由对其进行干预”，美国人认为，中国产业政策正在对美国经济优势和军事优势造成威胁，为此，美国必须出台相应产业政策扼杀中国芯。
另一典型者，如林毅夫，虽然林毅夫现今在与张维迎辩论(演双簧?)中，似乎发挥了一点积极作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林毅夫成名理论是臭名昭著的“比较优势论”，这是对新自由主义者和帝国主义最有吸引力的理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林毅夫四处宣扬的是，中国必须放弃对不存在“比较优势”的信息产业等高科技行业的扶持，转而集中精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品、家具、玩具。林毅夫这种主张的毁灭性后果，是造成我国在信息产业等高科技领域中的原有技术积累发生断层，原有技术团队和技术平台被消灭，持续性压低中国工人工资，让西方拿走了大部分产出，并将中国锁死在产业链的下游。
1999年，在中国政府制定“十五计划”期间，林毅夫以“政府经济智囊”的身份，在凤凰卫视上接受杨澜的采访，该访谈主题是讨论我国重大产业政策问题，林毅夫公开否定中国政府对信息产业等高科技行业的支持与扶持，彻底否定“赶超战略”。林毅夫称：
【在很高的物质跟金融资本这方面的开发研究，这方面的产业我们是不是应该赶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实际上这方面不见得是我们的优势，如果我们真要花很大力量去做，可能是吃力不讨好。】
【因为我一直讲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必须是以发展中小企业为主，尤其是这个阶段。那么中小企业一般都是劳动力比较密集的。另外它用的技术基本上都是人家用过的，已经淘汰的没有优 势的技术，这样中国是不是永远会落后于人家呢?其实这个道理，用一句话讲"欲速则不达"。】
在访谈中，林毅夫讨论了“韩国路线”和“台湾路线”，林毅夫提出，韩国集中大量资本、长期亏损地投入高技术、高附加值领域，这种模式不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应该学习台湾的“组装零件”模式：
【台湾省现在各种汽车零件基本上都能生产，质量还非常好，成本也很低，到了一个可以把它组装成一整辆汽车卖到美国去的阶段。这种发展方式，我常常就叫"小步快走"，每一步都是很小步，但 是每一步都是非常地稳，都是赚钱的。】
【那么像韩国，像我们过去发展的方式，一步登天，大跨步过去。但是大跨步过去呢，事实上，你没有资金做支持，勉强维持的话很可能就跨过去就站不稳跌下来了。】
产业发展的逻辑与历史事实，与林毅夫所讨论的完全相反。事实上，正是韩国敢于承受长年亏损，敢于持续性巨资投资高科技行业，坚持“跨越式赶超战略”，才最终打破了日本在面板行业的霸主地位。1998年，韩国建立3.5代线，超过了当时只有3代线的日本。1999年，三星在全球液晶平板市场占据了18.8%的份额，名列第一;LG达到16.2%，名列第二;这两家韩国企业的市场占有率，都超过了原来的行业霸主——日本夏普。
面对这样的事实，进入21世纪后，林毅夫不对自己的“比较优势”“小步快走”等一系列理论做出彻底反思，反而继续四处兜售。
在张维迎、林毅夫“中国不需要产业政策”、“中国必须专心搞比较优势”等言论的相互配合下，一批自主研发企业倒下去了，特别是信息产业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作为中国信息行业的龙头企业，联想公司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是一个拥有先进的自主核心技术的高科技公司，以技术研发作为核心路线，其发展路线为“技工贸”。然而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在经济杀手的设计影响下，它却改走“贸工技”路线，消灭倪光南等联想技术研发力量，扼杀联想技术升级，逐渐蜕变为一个以贸易为主，依附于美国英特尔、微软、IBM等信息巨头，依靠销售“万国牌”电脑为生的买办性企业。进入新世纪后，业界已经普遍认为，它一直仅仅是一个“大买办”，无任何创新可言，因此发展前景乏力。
联想的蜕变，只是中国信息产业在“经济学家”的误导下，遭到毁灭性打击的缩影。中国前三十年建成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我们原本可以依托这个工业基础和技术平台，“以我为主”地与外国展开技术合作，实现产业升级。70年代末，中国计算机水平只比美国落后5年，1965年，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块集成电路在上海诞生，仅比美国晚了5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又陆续研制出256和1024位ECL高速随机存储器，后者达到国际同期的先进水平。但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杀手不断在我国传播“市场换技术”、“比较优势”、“自由市场”等破坏性理论，我们的计算机和半导体电子器件工业的发展模式，逐渐从过去的“创新为主，引进为辅”和重视基础研究，转变为单纯的引进，放弃了在通用电路方面的追赶，其后果是国内的计算机企业只能从事低附加值的微机组装。
拜张维迎、林毅夫理论所赐，如今，中国一年制造11.8亿部手机，3.5亿台计算机，1.3亿台彩电，牢牢占据世界第一，但其中国产芯片市场份额不超过10%，也就是说中国“芯”90%以上依赖进口;我国智能终端操作系统被三家系统——苹果、谷歌、微软所垄断，一旦中国数以十亿计的智能终端的用户信息都被外国所掌握，那么中国的任何经济社会活动都没有秘密可言了，保障网络空间安全也将成为空谈。
同样地，在“经济学家”的设计下，像京东方这类企业，也差点因为得不到政策支持、资金支持和舆论支持，死在黎明前。
去年在媒体上炒作的所谓“林张之争”，林毅夫与张维迎两个人似乎吵得不可开交，实际上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两个人是共通的。这在林毅夫回答张维迎的文章中说得很清楚，林毅夫提到一些根本性问题，如“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工业积累与工业成绩”，如“比较优势论”(林毅夫现在经常偷换成“后发优势论”)等，林毅夫和张维迎并无分歧。林毅夫现在还在各个场合宣传“按比较优势发展产业”、“产业政策失败是因为政府容易支持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林毅夫与张维迎共同“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不简单是历史问题，而是最根本性的道路问题——我国的“产业升级”道路，是基于自身工业基础、立足培养自身工业能力的“赶超战略”，还是主要依靠外国技术、外国人才、外国工厂的“小步快走”。
为什么日韩的工业生产率增长会比中国快得多?这是因为它们在发展过程中迅速实现了工业结构的转变--从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转向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为主。在日韩“赶超战略”的视角下观察中国经济学家，就会发现，在“否定新中国工业积累和自身技术能力”、否定“赶超战略”上谈所谓的“产业政策”，谈“政府有为”，其本质是让政府去搭建一批“空中楼阁”，最终只能是人财两空，继续依附于跨国资本。
笔者推崇北大路风教授的说法，即： 【要真正完成工业化任务，中国就必须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继续经历一个工业生产率高增长的阶段，其内容就是以高强度投资和自主创新为手段，以竞争性企业为主体，实现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领域的广泛突破，从而带动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
在一次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里，国家主席习近平视察了京东方在重庆的工厂。当时，习近平对王东升和他的员工说：“创新不是别人能赐予的，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奋斗。”
习近平这句话意味深远。创新活动来源于产品开发，产品开发则来源于成套的知识和经验体系，不存在“无来源”的创新，不存在“无积累”的技术能力。中国在高铁、机床、液晶等领域之所以能够实现产业升级，与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工业基础和技术能力密不可分。高铁的成功，最大的原因来自铁道部从毛时代到傅志寰时代的技术积累，CRH380A的核心技术——“牵引系统和网络控制系统”，依靠被刘志军排斥在“引进战略”之外的“中华之星”主导团队--株洲刘友梅团队自主研发，即是例证。而在我国液晶工业发展过程中，曾在原电子工业部七七四厂、七七○厂、中国科学院713厂和上海电子管厂实验线上工作过的人，也都在各个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
可以看到，虽然我国某些产业实现了技术突破，但整体依旧不容乐观。反共公知与亲美媒体依旧掌控舆论主导权，能够不断主动设置议题，美化第五纵队，攻击和泼污独立自主的人物和机构；经济杀手的理论还在传播，甚至成为我国产业的发展战略。由于京东方、华为的存在，今天中国对韩国的技术依附没有那么深入，还有发动经济战的能力，但如果有朝一日，中国必须和美国进行经济决战呢?中国对美国的技术依附情况如何?不过，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3、萨德是核战争工具，中国必须发动大规模经济战，彻底摆脱对韩技术需求
由于“萨德”能大幅降低中国洲际导弹的突防概率，直指核战争，可视作“核战争”工具，同时，萨德拥有X波段雷达超长侦察能力，能够观察到中国境内相当纵深的目标，所以，韩国极右势力配合美国部署“萨德”的军事目的与政治动机，非常清晰，旨在打破中美之间的“核战争”平衡，一定程度上解除中国对美的核战略报复能力。在韩部署“萨德”，只是美国打破“核平衡”的第一次战略试探，一旦成功，美国还会有进一步行动，来保证美国率先对华发动“核战争”又免遭报复。
对于这样的战争威慑，中国必须有足够的战略意志，迫使韩国解除萨德。经济战是可行的方案之一。中国理性民众抵制“乐天”，只是经济战的一个侧影。
必须清醒认识到，经济杀手、反共公知、亲美媒体在中国的长期布局，事实上对我国经济主权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我国在某些核心技术上，对韩国依旧存在需求。例如，我国手机上游核心零部件OLED屏幕、存储芯片、CMOS感觉元件等，依旧依赖韩国三星等企业。进入2017年，中国国产手机纷纷涨价，原因即是由韩日企业控制的手机核心零件--屏幕涨价、芯片涨价、模组也涨价。中国手机在核心零件的价格谈判上处于弱势，韩日垄断企业则高度默契，控制需求，抬高价格，迫使中国国产手机随之提价，提价的利润则流入韩日企业。据研究机构DRAMeXchange的研究显示，2016年第四季全球DRAM总体营收大幅增长约18.2%，其中三星成为这一次内存涨价的最大赢家。
韩国三星在智能手机产业链中占有重要地位，几乎垄断整个AMOLED显示屏市场，内存芯片方面，三星2016年Nand市占37%，而DRAM市占则高达47%，同时，根据知名存储市场分析机构TrendForce数据，2016年第四季度，移动存储芯片市场收入总计高达55亿美元，比2016年Q3增幅达20%。在存储器行业，三星市场占有率高达61%。
2016年底三星是否遭受严重亏损?与人们的普遍印象相反， 2016年第四季度，三星在Note 7燃损和召回造成较大损失的情况下，其净利润反而因为产业链大幅涨价而整体利润猛增50%。2016年，国产手机华为、OPPO和vivo挤进了全球手机销量前5名，然而，OPPO和vivo为了获得三星的OLED屏供应据说预付货款的30%作为定金。
幸运的是，中国还有京东方等能够与韩国三星抗衡的“替代性”企业，由京东方自主研发的OLED面板逐渐成熟，苹果甚至宣称，正在考虑将京东方列入屏幕供应商，摆脱对三星的依赖。退一万步讲，即便我国自主企业在某些关键技术上，还不能完全替代韩国三星、LG等生产的产品，但在韩国已经彻底沦为美国对华战争走狗的时间点上，我国也必须及时停止对韩国技术的依赖。
中国在今天对韩国发动经济战，对华为、京东方等旨在走自主发展道路的企业而言，是利大于弊。一个产业核心技术能力的获取，只能依靠自己长期的积累。在韩日执行“雁行战略”的背景下，中国企业与韩日资本合作过程中，本国技术团队只能处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和永远只能获取“落后一代”技术的局面，本国的技术积累和开发平台甚至会面临断送的危险。在萨德入韩之际，中国如果果断降低对三星、LG等核心技术的依赖，将三星、LG扫出中国，保护国内市场，将更有利于民族品牌利用国内市场进行产品开发，更有利于民族品牌的长远发展。张维迎、林毅夫的“中国不需要产业政策”、“中国必须专心搞比较优势”等理论，必须彻底扫进历史垃圾堆，反共公知不断鼓噪掐灭对自主企业的政治支持、资金支持等舆论，必须彻底清算。
国家产业的发展，必须从政治层次、战略层次上进行规划和发展。国家之间不止有经济贸易和产业竞争，还有战略对抗与政治博弈。公知、经济杀手、媒体等长期布局毁灭中国自主产业，就是帝国主义对华战略决策的结果，是经济殖民中国的一环。
当我们清楚公知毁灭中国“对韩经济战能力”的长期布局后，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爱国民众开始抵制乐天后，反共公知会疯狂抵制理性爱国群众，反共公知会疯狂鼓吹“韩国企业在华投资就是中国企业”，为韩国反华资本带路。公知们害怕中国民众、中国政府下定战略决心，与韩国发动一场经济战，将三星、LG、现代等韩国核心企业统统挤出中国;公知们害怕韩国三星被挤出中国市场后，为京东方、华为等自主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留下有利空间;他们更害怕这批中国自主企业最终走出国门、彻底打败韩国、日本甚至美国企业，中国复兴不可阻挡，断了他们的狗粮，葬送了他们成为帝国主义代理人、殖民中国的美梦。
当然，拜反共公知所赐，中国现今依旧对韩国技术有所依赖，一旦发动大规模经济战，在短期内会有损失。但只要中国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和正确的产业政策，中国自主技术团队和核心技术开发平台将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起来。从战略上讲，去除对韩国、日本的技术依附与产业依附，是迟早的事情，越早解决损失越小。只要中国民族工业崛起，产业升级顺利推进，实现真正独立自主，乃至主导全球产业格局，对反共公知、反共经济学家、反共媒体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中国买办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进行毁灭或者有效打击，中国的复兴才真正不可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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