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乾：二月河歌颂的大清王朝，真的那么美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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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拖了两天才写这篇文章，是因为作家二月河刚刚病逝，死者为大；另一方面是我不想让别人说又来蹭热度，所以等这波悼念的风潮稍微冷却一下，我才提笔写下这些文字。

　　二月河的代表作品是《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帝王三部曲，书卖的很好，改编的电视剧也很热播，影响了无数人的世界观。很多人看了他的作品，都认为清朝是一个富强、繁荣的朝代，可惜的是，在二月河作品里所描述的康乾盛世，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二月河曾经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解释过自己为什么要歌颂爱新觉罗一家三代，“我为什么要歌颂康熙雍正乾隆，因为他们对于当时民族国家的团结作出过贡献、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什么出身，只要在这些方面作出贡献，地主也好，帝工将相也好，农民也好，我就是歌颂。”

　　其实我很想问问，假设当年“大东亚共荣圈”成立了，将亚洲各民族紧密的团结在日本的周围，是不是连天皇也要歌颂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那个野蛮民族统治的时代异常着迷，从一部接一部的大辫子戏就能看出来。他们拍“还珠格格”，拍“延禧攻略”，疯狂投资，不计成本，却极少有人拍“扬州十日”，拍“嘉定三屠”，那些被八旗骑兵肆意虐杀乃至屠城的过去，仿佛都是发生在其他民族历史上的事情。

　　中国历史上有两次亡国灭种，一次亡于蒙古，一次亡于满清——千万别给我说什么这是中华历史的一部分，得亏抗日战争胜利了，要是日本把中国给占领了，你们是不是还得拍一个《天皇微服私访记》？

　　二、

　　无数文学和影视作品描绘着康熙、雍正、乾隆三代贤君所打造的“康乾盛世”：天朝国富民强，万邦来朝，人民生活富足，安居乐业，简直是共产主义。那么当我们翻开历史，真正的康乾盛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两百多年前，一个叫做马嘎尔尼的英国使者觐见乾隆，忠实地记下了当时的情景：

　　在去往北京水路上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丰衣足食，繁荣富饶的景象。沿岸的建筑都是低矮的茅草房，很少有独立的瓦盖建筑。每到一处停靠休息，兵队就抓沿岸的百姓来服侍我们。

　　每当我们将残羹剩饭交给他们时，他们都感激的看着我们。甚至我们泡过的茶叶，他们也视若珍宝，抢夺着泡水喝。他们明显地缺衣少食，瘦弱不堪，他们总是被兵丁或什么小官吏的随从监督着，其手中的长鞭会毫不犹豫地抽向他们的身子，仿佛他们就是一队马匹似的。

　　日不落帝国的海军征伐世界，但对于满清统治者的杀戮，也是自叹不如：

　　根据清人入侵以来不断发生的人民反叛和对人民所施行的屠杀的确凿记载来判断，这些被毁灭的生命是从亚历山大到成吉思汗以来历罕见的。满洲人的野蛮统治是史无前例的；他们的残暴的酷刑，尤其施于反叛者的酷刑，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污点。

　　跟随马嘎尔尼出访的，还有一位叫做约翰·巴罗的使者，他记录下了这样的文字：

　　在京城一地每年就有近9000弃婴……我曾经看见过一个死婴的尸体，身上没有系葫芦，漂流在水上的船只当中。人们对此熟视无睹，仿佛那只是一条狗的尸体。而事实上如果真的是一条狗的话，也许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只要是肉，中国人就吃，即使是腐烂了的也不放过。

　　而在乾隆大帝沉醉于自己营造的庞大帝国和十全武功时，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西方甩开了几十条街。马戛尔尼写道：“当我告诉他们，欧洲人已放弃了弓而只用枪打仗时，满清贵族显得十分吃惊。”更别提对于大气理论、地球磁场这些学说，满清统治者也丝毫不感兴趣。最后英国使者团得出了一个这样的结论：“自从满洲鞑靼征服以来，中国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这个所谓的盛世，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造就的罪孽罄竹难书。

　　所以，清朝的富足和繁荣，只是八旗贵族才有权力享用的特供，而老百姓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为能吃口饭而挣扎着，如牲口一般。

　　我们拼了命的歌颂满清统治者，而满清皇族对待汉人又是一种什么态度？且不说慈禧的“宁与友邦，不予家奴”，就单说“勤勉敬业”的雍正皇帝，在他的谕旨、御批中，反复地出现了“汉奸”这个词语——很多人以为“汉奸”是在抗日战争中才出现的词，其实在满清统治者入关之后，“汉奸”一词就诞生了，它特指“对清廷心怀不满、对清廷造成利益损害的汉人奸民”。可以说，全体汉民，都是潜在的“汉奸”，到了鸦片战争时期，清廷甚至提出了“防民甚于防兵，而防兵又甚于防寇”的口号——防范汉民，要优先于防范汉兵；防范汉兵，又优先于防范外寇。在满清贵胄的骨子里，汉人永远是一群蠢蠢欲动的白眼狼。

　　三、

　　当然，二月河除了写历史，还经常以史为鉴，比如他说过，“我们的反腐力度，读遍《二十四史》，没有像现在这么强的。”这句话广为人知，但他可能故意忽略了朱元璋的反腐力度。

　　为了反腐，朱元璋是不遗余力，编《大诰》；用极刑；广设特务机构，监听各级官吏；官员贪污六十两银子就得“剥皮实草”，在每个县衙里还设立一个“人皮庙”，不定期组织官员去参观……他的反腐夸张到什么程度，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十九年（1386年）竟没有一个官员做到任期满的，往往干了一半就被贬黜或者杀头。其中有一年科举录取的三百多人，竟然一个都没留下，全部因贪腐被抓。

　　从朱元璋建国到洪武19年，明朝杀死的贪官有几万人，就这还不包括被流放坐牢的，他在位期间几乎杀掉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官员，这够恐怖的吧？可是明朝的官员们即使冒着被剥皮的风险，也要在贪腐的道路上前赴后继，一茬倒下去，一茬再站起来，把大明王朝吃的精光。为什么？制度使然。

　　二月河是历史作家，他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

　　当然，隐而不发，又是另一重境界了。

　　我对二月河的历史知识和写作功力没有丝毫怀疑，相反还十分敬佩，我只是对于他的史观有不同的看法。有清一朝，任何一个帝王都称不上伟大——百姓像饿狗一样残喘，满清贵族挥舞着皮鞭哈哈大笑，在每一个八旗子弟的秃瓢上，都浸满了老百姓的血脂血膏。

　　如果真的如《康熙王朝》片尾曲所唱，“向天再借五百年”，那我们现在都得留着猪尾巴辫子，跪在地上，任凭蹂躏的同时，还要高呼“奴才该死”。

　　给老百姓留点活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