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惠王：我读《史记·商鞅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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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这个人，一般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我也曾经以为他很伟大。后来我以先秦典籍研究为职业，反复研读了《商君书》，才逐渐不喜欢他。最近因为别人约稿，又反复研读《史记·商鞅列传》，有一些疑虑，于是随手写出来。

司马迁说，商鞅在秦国变法，开始是得不到老百姓支持的，连贵族也反对他。但我们知道，从考古发现来看，秦国的文化传统和东方其他国家不同，在秦国，贵族一向是很弱的；国君，一向是至尊无上的。所以商鞅想变法，只要得到秦孝公支持，其他人再反对，也没有什么用。曾经有两个贵族，也就是太子的两个老师不服气，但都被商鞅的铁拳砸烂了，从此贵族们没有人再敢说一句话。

贵族都说不上话，老百姓更不能。于是商鞅宣布：

老百姓每五家结为一伍，十家结为一什，互相担保，互相监视，如果一家有罪，其他家庭不举报，都以同罪论处。知道奸恶之徒不告发，判处腰斩；举报奸恶之徒的，功劳和上战场斩首相同（也就是赏赐一级爵位）；藏匿奸恶之徒者，和上战场投降敌军同罪（也就是妻子家人全部没入官府为奴婢）。一户人家当中，有两个成年男子的，必须分家，否则承担两倍的赋税。不许私自斗殴，要把精力用在战场上，否则一一治罪。所有百姓都必须热爱劳动，男耕女织，每年给国家缴纳的粮食和布匹多的，可以减免徭役。凡是致力经商等近似寄生虫行当的，能够给国家按时交税倒也罢了，否则妻子儿女全部没入官府为奴婢。懒惰不干活的二流子，也全部抓捕。宗室子弟，如果没有军功，不再有世袭爵位。天下百姓，都按照爵位等级分配土地宅院，爵位高的，田宅大而多；爵位低的，田宅小而差。奴仆衣服的等级，也照主人的爵位高低办理，不许僭越。有军功的允许耀武扬威，没有军功的，就算家里有点钱，也不许洋洋得意。

说实在的，这些法令很多都比较违背人性，但靠着秦国政府的淫威，强制推行了十年，百姓竟然都非常高兴，非常满意，而且从此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山无盗贼，家给人足。这些，都是司马迁记载的，新法看上去似乎不很人道（比如至少我们谁也不愿意自己不小心犯了法，妻子儿女全部被政府没收为奴），其实对老百姓有利，且不是一般的有利，而是让老百姓开心得不得了。

虽然存有疑问，但也姑且相信。但接着往下读又会疑惑了。因为司马迁写到，有一个叫赵良的老朋友去看商鞅，对商鞅说了如下一段话：

百里奚，不过是楚国的一个乡巴佬，听说秦穆公比较贤良，希望得见。但家里穷，又没有路费。于是把自己卖给秦国商人，为商人养牛。过了一年，秦穆公听说这事，把他买了下来，拜为丞相。百里奚为丞相六七年，东伐郑国，帮助晋国换了三任国君，而且发兵从吴国手中挽救了楚国，让巴国臣服，周边诸侯听说后，纷纷朝见。他做丞相之时，劳累也不坐车，暑天不打伞，在国中行走，不带武器，不跟保镖。他死之后，秦国男女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儿童都不歌唱，体力劳动者不喊激励劳作的号子，可见其伟岸的人格。而您呢，是通过太监景监见到国君的，名声就不好听。您当丞相不是为了百姓谋福利，而是耗费民力，为国君建筑宫阙。您给太子的两位师傅都判处了肉刑，以严刑峻法痛绳百姓，给自己积聚了巨大的祸患。一般来说，如果治理国家，要真让百姓心服口服，就得以身作则；但您不是这样，而是肆无忌惮运用权力，逼迫百姓服从。而且越来越骄横，在封地南面称孤，殊不知公子虔那些人，对您是多么怨恨，随时准备找您报仇。这些情况，您自己想必也知道，所以您一旦出门，跟随的护卫士卒有十几车，都满载甲兵。又精选强壮者为贴身保镖，坐在身边；另有持矛操戟的人在车两边跟着奔跑，随时警惕周围动静。没有这些保护措施，您根本不敢出门。但是，古话说得好：‘依仗德行者昌盛，依仗暴力者灭亡。’您的处境现在危如累卵，却还懵然不知，我真为您着急啊。不过把十五个封邑还给国君，急流勇退，劝说国君提拔有德行的人，慰问孤寡，爱护百姓，大概可以免祸。否则的话，一旦国君去世，这个国家想杀死您的人，可不在少数啊。

这段话，商鞅也没有否认，那么，商鞅其实是很受百姓痛恨的，在《商鞅列传》的结尾，司马迁还写了一段赞，概括商鞅的一生，大致内容如下：

商鞅天性是个刻薄残酷的人，而且没有固定的想法。比如他当初游说秦孝公，就试了三次，每次都用不同的招数。可见他的求见秦孝公，本来并非为了实现什么政治理想，而是为了求富贵。这种不择手段的人，自然什么都干得出来。所以在战场上，他可以对老朋友也欺骗。我读《商君书》，就是这个感觉，所以，他受到秦国人的痛恨，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最后得到悲惨结局，可谓罪有应得。

这很明显，商鞅确实并不是很得百姓欢心，司马迁也承认，但他前面为什么又要写商鞅推行新法十年后，秦民大悦呢？是司马迁瞎写吗？

近几十年出土的秦简中，有不少法律文书，记载了秦国统一之前的很多案件，所谓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山无盗贼，家给人足，都并不是真的。从那些文书中，我们可以看见，秦国社会是很不安定的：很多人觉得秦国困苦，偷越国境逃亡到楚国；有些人冒充秦国高干，到下面的县政府诈骗；有些人强奸杀人；有些人穷得叮当响，只好盗墓挖坟……各种案件，应有尽有。甚至《史记》写秦始皇统一之后，微服私行，在国都附近就碰到强盗，可以看出当时的秦国，即使严刑峻法，社会并不太平。

但根据我对秦汉史和司马迁的了解，以及考虑到广阔的历史规律、历史细节，我认为司马迁并不是瞎写，我相信有一部分秦国人是喜欢商鞅的。因为新法摧毁了贵族，在一定程度上削平了贫富之差，对一部分人是有利的。在均贫状态下，从而导致百姓没什么可偷，要做盗贼也难，从而有一个虚假的太平景象。加上社会控制很严，二流子确实很难存身。喜欢这种社会状态的人，应该就会喜欢商鞅，这些人的想法流传到司马迁的耳朵里，自然就被他写进了书册。但商鞅的新法可以驯服人的思想，却无法驯服经济规律和政治规律，秦国百姓其实是非常困苦的，否则秦简里不会记载那么多秦国百姓逃到楚国的事，史书也记载，秦国扩张战争中，每征服一个地方，百姓都逃往更东方，不想当秦国人，因为很辛苦。当然，在这种资源被政府全盘掌控的社会下，秦国军事力量很强，显得很厉害，但因为经济不行，难以持久，秦朝统一天下后，十几年就分崩离析，也说明了这一点。毕竟商鞅这些严刑峻法违背人性，事实上是压制生产力发展的。

司马迁毕竟是古人，他写作又喜欢到处采访，兼收并蓄，《史记》中本来就有很多的记载前后矛盾，有些连人物活动时代都能错误上百年，所以，在《商鞅列传》中，出现前后矛盾，也并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