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适者”的生存

评论网

1


　　 严格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句话仅只是一种生物状态或者社会状态的描述，并不包括价值判断。然而它也像任何理论一样，不可避免会被人们用来作为武器，宣传某种学术观点或立场，并经常结出意想不到的政治果实。严复1897年通过翻译英国学者赫胥黎的《天演论》引进这个概念，就曾经在中国中上层知识分子中引起巨大反响，并由此产生了“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我们今天不是偶尔还可以听到有人说“落后就要挨打”吗？这种见解实际上也烙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印记。就世界范围来说，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更加深远，我们熟知的种族主义以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的生存竞争等观念，无出其右，全部渊源于这种“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等观念。这些观念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产生并蔓延的“扩展生存空间”的纳粹理论以及一直延续到当下的“种族优越论”、“白人至上主义”提供了内在的精神支撑。

　　
　　 然而本文着眼点并非上面所说的东西，更不涉及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否有道理，它们离我们太远，不说也罢。我想说的是，在我们经历或正在经历的生活中，社会学意义上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字，像魔咒一样在发生着作用，它甚至决定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状态。具体说，在任何环境、任何时候都有活得好和活得不好的人，无数“适者”和“不适者”都在这块土地上奔忙，持续不断地演出着一幕幕正剧、悲剧或喜剧——你以为在大清王朝与西方列强连续签订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时所有人都在忍受民族的屈辱与悲愤么？你以为在“万恶的旧社会”所有人都像杨白劳同志那样过着凄风苦雨的日子么？你以为在被称之为“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所有人都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么？错了！无论社会（或者说一个时代）如何沉沦堕落，无论历史如何幽暗曲折，总有一些人活得如鱼得水志得意满左右逢源从善如流；反之，无论“盛世”如何歌舞升平，无论朝局如何花团锦簇，总有一些人活得噤若寒蝉颠沛流离。再比方说，所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并不是文人为赋新词强说愁，过分强调某种特殊历史情形，不是的。细究你就会发现，古往今来，在一些人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殚精竭虑、置生死于度外之时，往往有另一些人被欲求所驱使，过着完全没有精神意义的生物性生活，“不知亡国恨”的“商女”犹如过江之鲫从未断绝。在一定意义上，这个世界是属于“适者”而非“不适者”的，那些自以为拥有整个世界的精神上的强者，在生存层面往往是既穷困又窘迫的弱者。怎么就会出现这种情形呢？

　　
　　 我们固然可以认为，人的内在本质是由社会和遗传双重因素塑造而成的，一个人怎样活着、怎样来世上走这一回，既是人对自身的选择又是社会对人的选择，然而这里仍然有巨大的想象空间：在“人”成之为人的潜移默化过程中，“物”究竟是怎么“竞”的？“天”是怎么“择”的？“优”是怎么“胜”的？“劣”是怎么“汰”的？一句话：“适者”是如何生存的？“不适者”又因何而不适？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或者说“国家”如何参与塑造民众的道德状态？如果我们瞩目于某一特殊群体中的“适者”和“不适者”，我们又会发现哪些与我们所有人生存都有连带关系的政治文化特征？还有，历史犹如一条江河，在大多时候它都是平直顺滑无波无澜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永远如此，在某些重要历史节点，河流有时候会突然出现巨大落差，甚至于发生颠覆性扭曲和折转，到处都是惊涛骇浪，整个河面都会沸腾起来……此情此景之中，“适者”和“不适者”又将分别作什么样的选择、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选择——人们的角色选定——在多大程度上对政治生态，同时也对我们这些离政治很远的人产生影响？

　　
　　 本文就来回答这些问题。

　　
2

　　
　　 被儒家学说浸润的中国人是敦厚温婉的，一方面是因为这种学说设定了某种不容质疑更不容反对的政治秩序，以浩如烟海的篇幅构筑了致密的政治伦常，并且由此向前延伸，构筑了人与人包括血缘亲族之间的道德伦常。中国人基因强大——这种因政治伦常而产生的社会道德伦常，早已经浸入中国人的骨髓，它甚至不受时局变动和个人遭际的影响，你只要是中国人，骨子（可以理解为精神形态）里一定会有中国人的样子，啥时候都一样，走到哪儿都一样。

　　
　　 我们举一个不太久远的例子。身处明末清初的朱伯庐（1617-1688）与新朝有杀父之仇（其父于顺治二年（1645年）守昆城抵御清军，城破，投河自尽），然而在其留给后世的《朱子家训》（又名《朱伯庐治家格言》）中，你看不到要跟社会死磕的壮怀激烈，就像江南很多有血性的士大夫在明亡之后以自杀殉国那样，反之，这个血管里流淌着儒家知识分子血液的人，以非政治的平静心态和精妙文字阐述着“修身”、“齐家”的为人处世之法，强调着氤氲在中国人灵魂深处的勤俭持家、安分守己的道德意识，所谓“守分安命，顺时听天”、“处世诫多言，言多必失”、“伦常乖舛，立见消亡”之类的句子，既是警诫又是宣示，它将这位学者定位在了“传统中国人”或者“传统中国士大夫”之列，融入到了延续两千多年的知识分子精神史中。从他的思想似乎看不到时代所发生的颠覆，也听不到政权更迭中的战马嘶啸和生灵呼号。这位传统士大夫静坐在书斋里，以524字精炼而成的一套高论，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呼应，近五百年以来一直被中国人所喜爱，成为很多人自律和治家的座右铭。它之所以像一块美玉，直至今天仍然不失其温润和光泽，正是因为它搔到了中国人的痒处，传达了潜藏于中国人灵魂深处成为合格的“适者”的愿望。

　　
　　 这绝非偶然。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形态，归根结底是由“文化”这个东西决定的，一个阶段的现实境况、某些个人的际遇选择，不过是它的表象，用一句通俗的话说，我们想要干什么事情、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往往是身不由己的，在无限深邃的时空之中，总有一种力量拉扯着我们，使我们成为“我们”。我们很少人意识到“我们”并不是我们，而是一种经由社会选择而成为的某种特殊的社会物种，只有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我们才会惊讶地发现，“我们”是一种与“本我”有很大距离的现实之在，它之于我们的内在灵魂是陌生、疏离甚至是隔绝的；很多时候——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间，看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无数人流下激动的泪水，甚至有人哭晕过去；疯魔一般跳“忠字舞”；为了不受政治牵连，骨肉儿女宣称与遭受政治冲击的父母亲断绝关系……等等。我们说的话、我们做的事并非出于本意，仅只是生物性地顺应了某种社会角色的规定而已。这正是“天择”的过程，基本上是我们自己无法掌控的。

　　
　　 我们的无知无边无际，在这巨大的“无知”之中，就有我们对于自己的无知——“我们”远比自己感觉到的要懦弱、胆怯和憋屈。我们总是佝偻着，匍匐着，很少像模像样地以个人意志、个人自由作为支撑，有尊严地站立在天地之间，面对权力，即使面对街道居委会主任或者村长，而且连路边的狗也知道丫是一个贪婪无耻下流的混蛋，我们却仍要陪个笑脸，更不要说在更具威势的权力者面前了。所有这一切，盖因于我们从娘胎里就浸淫在传统文化的毒素之中，早已经被潜移默化地“脱色”处理成为合适的“适者”——我们还可以换一种方式表述：“适者”的生存并非是“适者”的选择问题，而是强力让不让你选择的问题。所谓自由，说穿了就是选择，失去选择就意味着失去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疏离于我们，成为我们的一种异在，当然也就会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么，“强力”究竟是什么东西呢？简单说，就是皇权，就是权力。

　　
　　 中国古代政治典籍尤其是儒家典籍中，充斥着与“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君臣，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相对应的“克己复礼为仁”、“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明哲保身，但求无过”、“不偏不倚谓之中”、“和为贵”之类的说教。“说”给谁听的？“教”的又是什么人？当然不是万人之上的皇帝天子，只能是最普通的老百姓，即经常挂在皇帝以及儒家学者嘴边的那个“民”。我之所以在这里给“民”加引号，是因为“民”从未成为权力的来源，它只是作为统治的对象才获得儒家观念中那种定义的。所谓“外儒内法”概述的就是这件事情。

　　
　　 儒学名臣曾国藩在家书中曾经精到地阐述他的见解：“……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言违忤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尔当谆劝诸妹以能耐劳忍气为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功夫。”（曾国藩：《曾文公全集·家训下》，转引自李慎之《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我们应当知道，曾国藩说这番话的时候，西方已经完成工业革命，资本主义正在从欧洲向世界蔓延，美国已经将英国政治哲学家洛克自由民主的理念转变为可以触摸的现实；我们更应当知道，在曾国藩说这番话以前，在遥远的北美大陆，一个叫托马斯·杰弗逊的人在为美国起草《独立宣言》时，写下的却是如下话语：

　　
　　 ——我们认为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

　　
　　 ——当一个政府恶贯满盈、倒行逆施、一贯地奉行着那一个目标，显然是企图把人民压抑在绝对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时，人民就有这种权利、人就有这种义务，来推翻那样的政府，而为他们未来的安全设立新的保障。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两相比较，这是多么巨大的反差啊！我们从曾国藩似乎带着暖意的娓娓而谈中闻到的难道不是腐朽甚至是腐烂的气味吗？看到的是皇权的刁蛮和顺民对皇权的畏惧和服从，这样的民族，这样的国家，除了遭受列强的侵略、瓜分和蹂躏之外，还会有、还配有更好的命运吗？！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难道不正是由此而来的吗？！如此这般情形之下的形形色色的“适者”，包括作为朝廷大臣的曾国藩本人，包括他所说的“臣”、“子”、“妻”，会拥有怎样的精神底色，难道还用想象吗？！

　　
　　 是的，随着时光消逝，曾国藩所谓的“耐劳忍气”、逆来顺受的“臣”、“子”、“妻”已不复存在了，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就弥漫在社会时空中的历史文化状态而言，其粗大的根系还在，其统领社会伦常的“纲”还在，它仍旧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只不过变换了形式而已。

　　
3

　　
　　 任何一种文明中都有劝善的观念，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中也有大量劝善的文字，然而孜孜不倦地将劝善与劝导人们顺从忍让结合起来，甚至将顺从忍让作为善所要达到的最高目标，大概唯儒教文明所独有。这已经不仅只是人们通常所指认的官府愚民，它蔓延成了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的道德观念，成为了中国人人格的一部分。

　　
　　 我们总是被教导说：“福莫福于少事，祸莫祸于多心。惟苦事者，方知少事之为福；惟平心者，始知多心之为祸”，有些事情，你们丫最好想都不要去想，即使州官在你家门外杀人放火，只要没杀你们家的人，只要火没烧掉你们家的房子，你最好也装作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该干啥干啥。难道不是这样吗？当有人反抗强拆在自家房子天台上把自己点燃的时候，围拢在周围看热闹的人就是这样安排自己的；当反抗城管的小贩被枪毙的时候，除了获得广泛同情，其他小贩也并不认为这件事与自己的命运有什么关联，不会想要了小贩命的那颗子弹有一天也会要了自己的命，照样平静地做着生意。在中国民间，“言多语失”、“闲谈莫论人非，静坐常思己过”、“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出头椽子先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好汉不吃眼前亏”、“识时务者为俊杰”之类的劝诫更是多如牛毛，所有这些劝诫其实都是同一个意思，那就是做一个顺应环境、与世界和谐相处的顺民，甭动不动就炸毛。所谓的“恪守本分”，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中国人对自己和他人的道德自律和道德期待的。

　　
　　 曾国藩、朱伯庐以及大大小小的“儒”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作为温良恭俭让的“适者”所做的这种生存选择，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呢？有无可供指摘之处呢？这要两说。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中国人长期被皇权专制主义文化——其秘籍是管仲所谓的“利出一孔”——的浸泡，没有任何人的灵魂不带着“顺民”甚或“奴性”的烙印。这种现象成为了皇权专制主义产生和延续的社会基础，也极大地纵容了无所不在的权力野蛮，这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构成了难以终断的恶性循环，维系着“臣民社会”的基本结构。除了极为短暂的时期（例如辛亥革命以后大一统的中央政权没来得及把统治的触角伸向社会各个角落、进入民众私生活领域之前），这种循环都是生生不息的，以“臣民社会”为基本特征的政治结构也从未得到一丝触动，鲁迅先生对中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有道理的。另一方面，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你不能指望所有人都成为“活着干，死了算”、“砍头不过碗大的疤”，“过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不顾身家性命反上梁山的义士；你更不能指望所有知识分子都有谭嗣同的襟怀，宣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你不能做这样的指望。尤其是那些引车卖浆者流，就像任何生物一样，趋利避害生存和繁衍永远是第一位的，其他任何属于精神范畴的东西，譬如自由意识、权利意识、尊严意识、理性与信念意识之类，都得向后靠，都得让位给“活下去”的生存选择。

　　
　　 退后一步说，即便是“反上梁山”这件事，从生存角度来说不同样也是一种选择么？不同点仅仅在于这是“不适者”的选择，而“不适者”的选择有时候比较激烈罢了。梁山上的那些被朝廷排斥的“不适者”，除了怀有政治企图心的头领尤其是宋押司之外，即使是走到社会边缘的绝大多数好汉，也并不都怀着去东京“夺了鸟位”或被朝廷招安以“光宗耀祖”的政治意愿，虽然他们经常这样嚷嚷，其所作所为在客观上也起着让事情朝这两个方向发展的效果，但这不是他们的真实愿望。作为被社会排斥的“刁民草寇”，在无处存身的这个世界终于争得一块寄身之所，实现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生存理想，他们其实也就满足了。

　　
　　 由于大宋王朝尚没有被洛克先生之类政治哲学家自由民主思想滋润，没有关于未来国家的政治结构想象，所以他们心中也就绝没有在北美大陆靠岸的“五月花号”轮船乘客通过《五月花号公约》所负载的自由、民主理念，也绝无可能去“谈”建国理念或者描绘国家未来的政治蓝图，故此水泊梁山上发生的事情，与现代语境中的建立基于个人自由基础上的“公民社会”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不过是小号的“打江山，坐江山”而已，所谓的“替天行道”仅只是招牌，这里的这个“天”字，仍旧未脱跪服皇帝、渴望朝廷恩泽的窠臼。

　　
　　 人其实是很容易满足的，莫要说大小头目，就连粗粝如李逵者安顿下来以后都惦记着把老妈接上山来享几天清福，可见这些“不适者”（有意味的是，这些朝廷的“不适者”恰恰又是梁山上的“适者”）很容易满足，他们悲剧性的结局，源于从未争得过个体自由、从未改变过被人驱遣的命运上——被“宋大哥”驱遣也是一种驱遣，况且，在权力来源、权力结构和权力性质未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梁山泊座次与朝廷等级秩序在本质上能有多大的区别呢？陈胜、吴广那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的确振聋发聩，听起来确实让人振奋，然而谁能保证革命成功以后他们不会成为新的王侯将相呢？再往近了说，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与跟李自成打江山的农民的最终命运有屁的关系么？谁能保证攻进北京城李自成坐稳了皇帝宝座以后不会成为下一个更加残暴的崇祯？！

　　
　　 也正因为这样，当水泊梁山那场跌宕起伏的悲剧终于落幕之时，不得不接受“革命尚未成功”结局的“宋大哥”并没有嘱咐弟兄们“同志仍需努力”，放大家一条生路，反而将弟兄们作为私有财产做毁灭性处置……在这种由“适者”亲手制造的“忠义”氛围中，宋江让李逵死，李逵焉能不死？梁山故事发展成这个样子，谁人不唏嘘！把这故事放大成改朝换代后建立起大一统“国家”，其讽刺意义和无可奈何的宿命意味，不是更加触目惊心吗？

　　
　　 在如此这般的历史情境之中，两厢比较，与其轰轰烈烈，那些平静安详，遁入桃花源过“鸡犬之声相闻”小日子的人家，是不是反倒更安稳一些呢？

　　
4

　　
　　 所以，有时候我们真不能一味怪责绝大多数人只满足于苟活而从不惦念精神需求，即使面对大面积的社会溃败——人性扭曲、道德沦落、良知泯灭——你也不能。十九世纪初，有一些来中国考察的西方人，不约而同用“牛马一般善于忍受困苦”和“麻木”、“迟滞”来描述中国人，不能说没有道理。人如果长久地失去做人的条件，你还指望他身上残留多少人性的光亮？在关注秧苗不强壮的时候，我们更应当关注土地极度干旱导致的浇薄与贫瘠。在如此浇薄而贫瘠的土地上，我们每个人都不强壮，很多时候，我们羸弱得几乎连抬起眼皮看看眼前这个世界的兴趣都没有，更不要说更辽远的精神想象了。我们丧失了对世界的兴趣，自然也就会丧失了对自己灵魂处境的关注，我们用忍让、懦弱和妥协的确换来了“活着”，然而我们似乎从来不愿意审视我们是怎样活着的。

　　
　　 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之所以被认为力透纸背地表现了中国人的国民性，就是因为这个人物准确地表现了绝大多数人不愿正视更不愿说出的某种精神特质——谁愿意承认自己灵魂深处同样也蛰伏着“革命”、“精神胜利法”、“欺软怕硬”、“畏惧却又渴望攀附赵家人”、“跟吴妈困觉”之类的欲望和企图呢？衣冠楚楚、举止优雅的我们竟然会与猥琐、邋遢、可怜又可恨的阿Q在精神上存在一种极为亲近的血缘关系，这是多尴尬的事情？！谁也不会愿意承认的。然而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事实就摆在那里，我们就这样活在这块土地上，我们就处在这种无比尴尬的境遇之中，否则未庄的故事就不会延续这么久了，赵老太爷就不会如此长寿，赵老太爷家的狗也就不至于会在如此漫长的暗夜里发出嘶鸣了。

　　
　　 如前所述，如果一味地责怪中国人，甚至就此认为“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是中国式专制主义的最大温床”（这里的“中国人”当然包括每一个人），我们又实在有些不情愿，我老是觉得中国人挺冤枉的，我尤其不忿儿西方人的嘲笑和指责：甭跟我哩给愣，给你们丫欧洲人、美国人一个“口含天宪”、掌控一切社会资源、残忍无情杀人如麻——被因政治原因或经济原因清除的官员、贯穿于清朝整整368年历史的一桩桩血腥的文字狱、禁锢和镇压人民一再动用的国家暴力、因国家政策不逮导致的大面积饥荒、对国民生活进行全方位的禁锢与控制——的康熙、雍正、乾隆、慈禧试一试，你们这帮孙子不是照样也得匍匐在地山呼万岁？见到街道居委会主任和村长你们不是照样也得堆出笑脸？你丫——莫要说升斗小民，即使是自认为肩负道义的“士”们，比如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撰写《1984》的奥威尔，妄议开放还是封闭社会的波普尔，指认通往奴役之路的哈耶克，考据极权主义起源的阿伦特，执着于正义观念的罗尔斯——吃了豹子胆还敢谈论民主、谈论自由、谈论正义？你们丫知道有什么东西在等待着你么？可见人成为什么样人是有条件的，脱离这些条件看人和要求人，很多时候都是会要跑偏的，是不得要领的。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之时，谁没有“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过？谁没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过？我们当初也曾经豪迈地“粪土当年万户侯”（上述语出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长沙》，1925年），然而除了写下这些词句的那个人，哪个人真正活出了自己的真实品性？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在陕北插队的时候，正赶上“农业学大寨运动”，公社派遣民兵小分队全副武装，驱赶男女老幼在冰天雪地里搞农田基建，动辄打骂，开会批斗。在营造“挑灯夜战”的阵势时，甚至有孕妇由于把孩子生在工地导致母子双亡。初出茅庐、书生意气、不谙世事的我当时就血脉贲张，愤然想：这些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的农民为什么不反抗？！他们为什么不用镢头挖死那些用棍棒殴打他们、将他们的亲人置于死地的家伙？！后来经历过很多事情，我自己也曾落入过生死抉择的困境，于是逐渐明白，在人世间，血性这个东西是不常有的，在异常坚固、凶暴野蛮的权力机器面前，氤氲在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的永远是忍耐，忍耐，忍耐，忍耐……不入死境，是没有人情愿把一腔子热血倾倒给大地的，这已经成为历史寻常。

　　
　　 看出这个奥妙的大有人在，就连宋代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司马光都在《资治通鉴》中感叹说：“天下有道，君子扬善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党人生混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与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跷虎狼之尾，以致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意思是，天下无道（通俗解释：“这混账王八蛋世事”）之时，莫要说蝼蚁一般活着的百姓，即使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士”们，也应该识时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你们丫可千万别拿鸡蛋往石头上碰，否则将会是多么悲惨的事情啊！这样想来，那些汗珠子摔八瓣儿、只祈望“三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芸芸众生——那些从未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命中注定只能伸长脖子看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历史情景剧的看客们，政治上懵懂无知一些，道德上晦暗沉坠一些，性情上温良隐忍一些，难道还是多么严重的罪过吗？！

　　
　　 这就是“适者”的生存啊！

　　
5

　　
　　 天底下的事情五彩纷呈，各有各的缘由。升斗小民出于活下来的愿望而懵懂无知、道德晦暗、性情温良，在某些条件下是无可责备的，而另一部分人，譬如游走在政治台面上的“士”即知识分子，也以“适者”的身份进行生存选择，可就不仅是个别社会群体懵懂无知道德晦暗温良隐忍那样简单了，它牵涉更多的政治哲学话题。

　　
　　 我们都知道，“士”作为正统国家秩序中的附属阶层（也可以说是国家官僚阶层的组成部分，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甚至可以划入“国家特殊利益集团”的范畴。）存在，由来已久，是中国独有的社会政治现象。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为“士”下定义的时候，大概是做了社会政治考察的，譬如淹没在时间长河中的远古时期（轴心期之前，据说也有千年甚至更久远的历史），一定就有诸如此类的人游走于宫廷幕府为“王”出谋划策、讲道布学了，所以孔子才好对这部分人给出归纳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一部《论语》，似乎绝大部分话语都是对“士”们说的，这些话语往往很有嚼头。

　　
　　 有一次，孔子最好的学生子贡发问：“孔老师，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士呢？”孔子沉吟片刻，回答说：“我这么跟你说吧：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语出《论语·子路》），意思是，懂得用羞恶廉耻之心来约束自己的言行，走到哪里都不辜负君王赋予的使命，这样的人才配得上叫知识分子。在此之前孔子还给知识分子提出过一个必备条件，那就是必须“博学于文”（语出《论语·雍也》），你丫得有点儿真本事，斗大字不识一升的人是不能叫知识分子的，然而这只是修饰罢了，他真正想强调的仍旧是“士”不能无主，“主”就是君王、圣王。儒家思想中的“不辱君命”说，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主要的精神特征，甚至成为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最重要部分，别的不说，单是我们看到的政治历史典籍，不都是被李世民谓之“尽入彀中”、在朝廷里拥有一官半职的“士”们没黑没明搞出来的吗？即使洞悉历史奥秘如司马迁者，也不得不在汉武帝的朝廷中拥有一个“太史令”的身份，否则他将无从治学也无从思考，我们这些后人当然也就不可能看到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了。讽刺的是，恰恰由于这个“太史令”的身份，司马迁只是说了几句让君王不爱听的公道话，结果就被汉武帝施以了宫刑，仍旧没有逃脱被皇权鱼肉的命运。

　　
　　 唉！有什么办法呢？中国古代“家”、“国”同构，皇帝老儿本质上就是老百姓的爹，你是没有办法将其切割出去的，你不能说“从此以后我不认你这个爹了，你给我滚，该上哪儿上哪儿，该干啥干啥去！”你当然也有可能拍案而起，说：“你！威仪天下之君，你聛睨一切，视万物为刍狗，可我也有我的选择，我凭什么非得伺候你丫的？！”意思是“事君”不易，老子不“事君”又如何？难道你还能把我的××咬了去？！说这话的人当然是挺让人佩服的，然而这样行还是不行呢？不行！你既不能这样说，也不能这样做，你会被打趴下的，极有可能陷入灭顶之灾，这已经为无数惨痛的历史事实所证明。

　　
　　 也正因为如此，虽然与孔子同时代的孟子等人也曾经阐述过“以道事君”、“君子从道不从君”的思想，虽然孟子也曾经振振有词曰：“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语出《孟子·尽心上》）然而这里所谓的“君子”即“士”在整个封建政治秩序、国家结构和儒家思想体系中，总体上始终是君王或朝廷的奴婢和催呗儿这一景况，从来也没有发生过改变。“君”，也就是“国”，有的是手段——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让你永远当奴婢和催呗儿。

　　
　　 在空间意义上，“国家”不过是一块土地，“君王”，也就是这块土地的主人是不断变换（通常是历史大转折时期）的，作为家奴的知识分子往往需要随时调整立场，竭力恪守“事君”的本分，不同的是，此时你所“事”的已经是新君了。毛泽东不愧为伟大的战略家，他比任何人都深谙其中的道理。远在1942年，当夺取全国政权的曙光还只是初露端倪之时，就在延安开展了一场给知识分子洗澡的整风运动，为全面夺取政权以后对知识分子进行大规模思想改造做了一次预演。谢泳先生将这一事件置放到更宽泛范围的历史构架之中，认为“延安整风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全力肃清‘五四’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当中的影响，确立‘领袖至上’、‘集体至上’‘个人渺小’的新观念。”他还指出：“1949年后中国所有的政治运动，几乎都可以从四十年代初的延安整风中找到源头，无论是运动的指导思想，还是组织方式以及具体的工作作风，延安整风实际成了1949年以后新政权整个意识形态的主要来源。”（谢泳：《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果然，我们在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中，看到了延安整风的翻版，只不过规模更大了些，斗争手段更残酷了些。

　　
　　 据说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所以建国以后此类运动从来没有停歇，一直到1957年发生更大范围的反右派斗争运动。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直言，进入新社会以后，知识分子作为“毛”已经失去了原来贴附的那张“皮”，现在必须转过来贴附到“无产阶级”的皮上，说正确的话，做正确的事，否则你就是“反革命”，属于被打倒之列。抽象的“无产阶级”在新社会就是具象的统治阶级，而统治阶级是一定要有一个“君王”、“圣王”的，这样说来，新社会知识分子也并未摆脱孔子两千多年以前给出的那个“士”和“事君”的定义。此种情形，那些从三十年代走过来的哲学、文学、史学大家们大概会有痛悟，大概也曾感觉到能难以忍受的精神疼痛，尽管我们很少听到他们讲出来。果真，1957年以后，在中国大陆，辛亥革命以来活跃在思想文化战线的知识分子群体就都被打散了——就精神形态来说，不是被骟割了，就是被他们自己“自宫”了，于是，巨匠成为犬儒，犬儒成为恶狗，“士”，这个存在了很久的社会阶层，无可避免地发生了大规模的精神沉沦，从此以后，除了对“君上”肉麻的颂谀和假装做学问的无病呻吟之外，你很难听到他们再发出哪怕是孟子所振振有词的那种声音了。

　　
　　 于是，在历史的册页中，我们往往会看到一幅幅这样的画面：在同等社会政治条件下，有人“位卑未敢忘忧国”，为国家命运操心，不顾生死非要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即使冒着被杀头、被关押、被打入另册过炼狱一般的生活也在所不惜；有人却放着好好的人不做，争着去“坐稳了奴隶”，非要去当鹰犬，去为权贵们执鞭坠镫，为讨得一碗剩饭残羹而沾沾自喜，甚至在比他地位低的人面前耀武扬威……这意味着，一个“适者”在为自己的生存“趋利避害”之时，客观上是把“害”推给社会、推给他人的，他不仅成了“害”的附庸和帮凶，极端情形之下，他甚至成为了“害”——政治之害、社会之害——本身。此种“逆向淘汰”、“劣币驱逐良币”的政治文化现象几乎贯穿中国历史的始终。别的不说，单是在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身为“士”的某些“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我不指认他们的名字了）与权力进行的卑劣的灵魂交易——有追随领袖意志幡然悔改自己的哲学观点为证，有根据国家政治形势对自己三四十年代的历史著作进行大肆删改为证，有连篇累牍的谄媚诗歌为证，有关于大跃进粮食亩产万斤的“科学论证”为证），为了“活着”做出的害人又害己的下三滥勾当，都在显示着人性的脆弱啊！终归是悲剧。

　　
　　 如前所述，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社会层面的“趋利避害”本能来归纳“适者”们的作为，因为这不是简单的个体选择——比如打算当一个好人还是当一个坏人——那样简单，后世在为时代做定义时，是会将其概括为历史内容的，而历史内容从来都是对人的灵魂的判词，谁也躲不过去。

　　
6

　　
　　 虽然孔子老先生对历史大变动也抱着必要的警觉，语句铿锵地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语自《论语•泰伯》），老子不跟你们丫玩儿了！”《易经》上也有“天地闭，贤人隐”的话，而历史上的确有很多士人成为了隐士，有意远离朝廷是非和尘世喧嚣，躲到悠悠山水间去自得其乐，不失为一景。著名的“隐者”陶渊明先生对这种景况很满意，有诗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己忘言。”也算是“隐”出了意境。

　　
　　 “隐”就真的好吗？未必。首先，“隐”是需要一定条件的。仍以陶渊明先生为例：如果他归隐的故乡浔阳郡柴桑县（今江西省庐山市）丧失了私有制的社会条件，每一寸土地都是公有的，也就是国家的，“民”仅只是没有私人产权的打工者，那么他到哪里去寻找让他流连忘返的桃花源呢？那里早已经没有了属于他的土地房屋，他到哪里去栖身呢？即使政府破例让狗日的承包了几分田地，在承包地上逍遥大概不能算作“隐”吧？不好好种田，村委会主任会怎么看？村上的乡亲们会怎么看？会不会有多事的人向有关部门举报，说有一个叫陶渊明的家伙成天在田里徜徉，嘛事不干，丫是不是要琢磨着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呀？结果柴桑县县衙就派出皂隶来调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稳定，你丫在这儿瞎晃悠，不利于稳定。”陶渊明敢笑嘻嘻地以“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语自陶渊明《桃花源记》）作为回答吗？他不敢，他早已领教过权力的力量，因此他知道皂隶的厉害，他只能说：“你放心，从此我不在这里晃悠了。”“隐”也就成了一场无法实现的梦想。

　　
　　 有人建议说：“大隐隐于市，你丫应当在庐山市区某个住宅小区买一套房子隐下来。”陶渊明果真就到庐山去了，然而他既没有庐山市户口，也没有正当职业，买不成房子；更让有关部门警觉的是，这个以前在京城做过官的人背景很复杂，容留这样一个人说不定会触犯京城什么大人物的利益，给本地政府带来政治麻烦，结果只能是：劝陶渊明走人。陶渊明怎么办？他只能走，至于去哪里，只有天知道——结果还是没有“隐”下来。

　　
　　 诗圣杜甫后来有诗云：“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陶渊明）解，吾生后汝期。”然而一个连“隐”都隐不下来的陶渊明，到哪里去找酒，又何来谈论诗呢？个中的滋味与苦楚，大概只有陶渊明自己心里清楚吧？在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掌控社会的条件下，陶渊明还能成为陶渊明吗？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比哈姆莱特“活着还是死去”还要难以抉择。

　　
　　 如果换一种方式谈论这件事，我们就可以说，“隐者”也面临自己的问题。

　　
　　 出世么？“处处言离乱，纷纷觅隐居”（引自元代画家兼诗人王冕：《谩兴·其七》），这和死了有什么区别呢？别的不说，你首先要寂灭“被认可”的精神生命需求，而“被认可”又是人之存在和发展的绝对条件，没有了这个东西，基本上就可以认为那个生命体事实上已经寂灭和死亡了。我们的确看到了此种形式的大面积寂灭和死亡。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像堂吉诃德一样踏上了文学远征之路，在我认识的人中有很多在我看来非常有思想才华的人，他们对社会的洞悉远远走在我前面，我把他们视为楷模，认为他们一定会成为优秀作家，会有被认为时代记录的大作品问世。然而十几年过后，我惊讶地发现他们几乎全都放弃了写作，溃散成了一无所成的人。这当然不意味着他们全都“死亡”了，很多人不过是转移了“被认可”的方向，不再寄望于主流社会而已。比方说，其中一个佼佼者不再思考，不再写作，全身心投入到了对《易经》的钻研之中。我并不是说钻研《易经》没有价值，问题是这位朋友走火入魔，完全蜕变成了算命先生，把所有精力都消耗在给人看风水、预测凶吉之类的事情上去了，对六爻奇门梅花测字紫薇六壬无所不通，每次见面，什么话也不说先盯着你看，然后语重心长地警告你说，最近东南方星象有略微改变，你要格外小心……我知道，当初他写作的具有深刻社会批判意识的作品由于脱离主流意识形态轨道而无法被出版——无论如何都无法出版——是他精神转向的最主要原因。当另一些所谓的“中国作家”在作家体制内由于被豢养而身心舒适地享受成功之时，他实际上是在用这种形式将自己“隐”起来，换一句话说，当他无法获得主流认可的时候，他是想获得非主流的“被认可”。我不愿意说如此这般的人已经精神死亡，然而一个残酷的现实是：我们失去了许许多多远比现在喧嚣在文坛上的所谓“作家”（包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位）更有资格成为作家的作家。

　　
　　 站在事情当中看，也许事情并不严重，无非是一个不识时务的家伙被环境淘汰了而已，然而如果你把事情置放到广阔的时代背景、深邃的民族命运中去审视，你就会发现，这是整个民族精神走向封闭和萎顿的一部分，而这正是中国文学严重脱离现实、脱离人民，既谈不上社会广度又谈不上人性深度的最主要原因。两相比较，俄罗斯贵族精神还滋润着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俄罗斯作家的心田，所以即使在沙皇的专制条件下他们也能够写出伟大作品。中国作家则受困于“密如凝脂”的制度桎梏，早已经失去了释放精神、让精神飞扬的条件，几乎全部成为了“犬儒”。“犬儒”与创造还有关系么？我认为没有关系了，没有任何关系了。“犬儒”们在作家协会体制内人模狗样自成一体，像自乐班子一样相互之间封师拜圣，他们成为了成功的“适者”，舒适地活在不自由之中，而这意味着他们成为了一具具精神干枯的标本——说难听一点儿，成为了精神僵尸。

　　
　　 可能有人会说：“陈行之先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形态不是某一个社会群体或某几个人所能代表的，你把事情想严重了。”我的回答是：不是我想得严重，是它本身就很严重。是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形态的确不是一个社会群体或某几个人所能代表，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中，对思想者的禁言乃至于肉身灭失也未见得后果严重，然而你必须注意到，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大面积缺失从事精神构造的人，将无异于这个民族的肌体留下一个巨大的创口，它将持续不断地失血，其结果必定导致这个民族在国家生存智慧、精神视野方面日渐低下和狭窄，其消极后果将不仅是文化的（即我前面说到的大面积的良知泯灭、人性扭曲和道德畸变），更会是政治的，经济的，甚至是国际关系与国际处境的。千万不要忘记晚清给我们上过的极为惨痛的那一课，你能说戊戌六君子的命运与368年间持续不断发生的文字狱无关吗？！你能说列强侵袭、割地赔款等丧权辱国的国家屈辱，与整个清代的视界狭小封闭、精神僵化萎靡、朝廷颟顸无能无关吗？！

　　
　　 历史无法想象，但历史可以归纳，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均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认为，“隐”，对个人也许仅只是一种有用的逃避方式，对于国家却是扎心的痛啊！

　　
7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如果我们将李白的不朽名篇《将进酒》看深入些，就会发现，诗人做此感叹时，并非真的相信“饮者”真的就那么逍遥自在，心境也绝非那么疏阔辽远，相反，在无情现实的重压下，在寻找不到“位置”的处境中，他的心是紧缩的，是在流血的——他顾影自怜，突然发现“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他几乎被吓到了，他试图用“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来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他让自己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但是如此聪明的一个人，难道看不到他的真实命运和真实处境么？他是看到的，所以他才让自己认为“钟鼓馔玉何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试图永远沉醉下去……有谁能把一个“不适者”的落寞、孤寂与悲愤表达得如此淋漓尽致！

　　
　　 但愿这个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像曹雪芹、顾准那样的虽然“不适”却绝不降低人格去当“适者”的人，但愿精神创造的脉流还没有从这块土地上干涸，哪怕它仅只是涓涓细流，哪怕它还暂时处在“隐”的状态，历史总有一天会宣布说，正是这些“不适者”才代表着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

　　
201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