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中国人的思维之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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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周刊》2004年第32期：关于杨振宁教授有关《易经》思维阻碍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论述的讨论

胡星斗：中国人的思维之弱

作者：胡星斗

导读：

中国人的主流思维是模糊、体验、直觉型的，是象征主义、相对主义、一元主义的思考模式，它适合于文学哲学的创作，但不适合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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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思维方式本身并不存在好与坏、先进与落后的问题，只是现在我们身处现代化、西方化的潮流之中，只能以普适的价值、全球公认的标准——能否促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否促进物质财富的积累、能否促进民主自由社会的形成来评判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正如西方人喜欢批评社会并不意味着他们否定民主制度一样，我们讲思维的问题、《易经》的问题，也不是在否定传统、丑化我们的民族，而是在深化对传统的认识。通过了解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以及长处和短处，将有助于中华民族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尽快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变，从而早日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为什么中国人要么是革命派，全盘否定过去，要么是保守派，不允许反思传统，讲任何缺点呢？

中国人的主流思维是模糊、体验、直觉型的，是象征主义、相对主义、一元主义的思考模式，它适合于文学哲学的创作，但不适合科学的发展。

我们是简洁少言的思维方式。汉语文约义丰，充满了模糊性、随意性、不确定性、暗示性，同时也引人遐想，趣味无穷。中国的哲学书多是格言警句式的片断汇集，语句之间没有多少联系。比如，《道德经》中的语句皆似名言隽语，虽深刻但不系统；《论语》也是以寥寥数语阐述其哲学观点，虽简约但不规范。尽管《庄子》《韩非子》诸书中不乏清晰、思辩的内容，但其思维主流仍然是中国式的；尽管《墨子》《荀子》之中充满了逻辑、勘天的思维，但它们毕竟不属于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国人的思考主要是含糊不清的非概念思维、象征主义推理而非逻辑推理的方式。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中国人的“真理”是无法“道”出来的，只能是“玄”。庄子说“得意而忘言”，“言有尽而意无穷”，孔子说“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禅宗训诫：“不立文字”。可见，对于中国人来说，道理尽在不言中！这丝毫不奇怪，与古希腊人生存环境恶劣、重在探索自然，并从战胜大自然中体会出人的理性、力量以及形体之美不同，中国人的自然环境相对优越，最困绕我们先人的不是自然的狂暴，而是人生社会的变幻莫测。而人生社会的许多道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不可能用逻辑来理解。

可是，科学的道理却要求“可道”，可以用文字符号精确地表达。

我们的老祖宗还擅长于比喻、暗示、象征的表述方法。比喻即以外物间接地表达自己或其他事物，特别是隐喻内心。中国的俗话成语中到处充斥着这类比喻、简单的类推，而且往往是异物之间的相推，如“山河易改，本性难移”，“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易涨易落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等等。在这其中，山水、马牛、鸟兔与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中国人仍然喜欢这样的简单的象征主义推理。

中国人的思想中也充满了暗示——一种不便讲明的象征。庄子以“姑射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 、曹植以“洛神”、骆宾王以咏蝉之“无人信高洁”、张九龄以“草木有本心，不求美人折”暗示自己的高蹈；李白以“蜀道之难”暗示官场的凶险，孟浩然以“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暗示自己对官场的艳羡。

《易经》之阴阳八卦以及后来的五行思想是中国式象征主义推理的典型代表——以阴阳二爻、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类推万事万物。古希腊、印度也有类似的思想，如“火”构成说、“四大”说，但它们只是文化的支流，不像阴阳五行的象征主义是中国人思考方式的主流。西方现代文学流派也有象征主义，主张以外物隐喻内心、间接表达，其代表人物艾略特、叶芝、庞德等都喜欢汉诗。他们似乎也意识到中国人的思维就是象征主义的。

中国人的主流思维模式是以直觉、体验、类比、象征取代了理性、逻辑，因而表现出感性强、理性弱的特点，这或许是农耕民族的经验主义的表现吧。中国的封建专制政治尔虞我诈，无所不用其极，造成了生灵涂炭、饿殍遍野、王朝循环，但我们的古人仍然只热衷于对官场经验的描述，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只满足于诗词歌赋、美食男女、求神拜佛、方术练养、官场钻营之类，几千年竟然没有出现一个对专制制度作过彻底反省的思想家，最多像黄宗羲、顾炎武、洪秀全，主张天下非君主一人之天下、不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至于如何以制度设计来保护百姓的利益、制约统治者，就没有下文了。不像古希腊人就研究分权、制衡、法治，进而出现了民主政治。

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的古人记录了哈雷彗星四十来次，但没有人总结它的运行规律，最终让英国人哈雷获得了此项发现权；我们早就有类似于血液循环的看法，但没有上升为理论，最终是英国人哈维奠定了理论基础；我们有中医、针灸，但停留在经验或五行的范围内，虽形成了自己的特殊的话语体系，但阴阳五行之象征主义推理与三段式推理等科学理性仍然大异其趣。难怪爱因斯坦说：西方的科学是以逻辑推理和实验验证为基础的，而中国却不是走这样的路。的确，有别于西方智慧的逻辑型、思辨型、实证型，中国的智慧是记录型、描述型、经验型的，我们有许多彗星、新星、太阳黑子的记录，我们有无数的实用技术发明，有人甚至列出了古代中国几千个、几万个世界第一，但我们的成果永远处于能工巧匠式的捕捉现象、经验的初级发展水平，无论多少年都永远没有进步。难怪雨果说“中国是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

中国人是现实主义者、世俗主义者。恩格斯就说，中华民族是最讲现实的民族。作为以农耕为主的群体，我们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世世代代居住在同一个地方，表现为辛苦性、家族性、实用性等等特点，缺少游牧民族、海洋民族的浪漫性、超越性——如丰富的神话和宗教、超越现实和具象的形而上的思考。中国人似乎对现实之外的东西不感兴趣，只热衷于大红大绿、大吃大喝、大红灯笼、抱个大鲤鱼、子孙满堂、光宗耀祖、酒肉祭奠之类的世俗的东西，我们的主流思想中也缺乏形而上的逻辑思考。庄子、韩非子等思想家也仅仅以寓言故事来论证其哲学命题，而不是缜密的推理。一个民族长期如此，必然带来理论的肤浅、不成体系，而理论的荒芜又导致技术的停滞、落后。李约瑟说，现代的蒸汽机等于中国的水排加风箱，可是中国人能制造水排，能制造风箱，就是不会把两者联系起来制造蒸汽机。中国古代的瓷器制造技术很发达，但我们不会制造玻璃，因为控制窑内温度和氧化还原时间的方法不能上升为理论，移植到别的地方。我们虽然有“四大发明”，但现代火药却是诺贝尔的专利，指南针帮助西方人发现了新大陆，在中国却只能用于测风水。因此，中国人在近代落后挨打是不可避免的了。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还是相对主义、一元主义的。相对主义是指，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相关、互为依存的，没有绝对的独立的存在。譬如，儒家倡导折衷主义、中庸之道，道家提倡辩证思维、“齐万物”之相对论，中国佛家特别是华严宗主张依存论、缘起论，等等，他们都否定绝对的实体观念，表现出关联主义、互为联系的思想。中国人还持“场内观”——盘古、太极、道、人类都是在宇宙之内，盘古创造了世界，他自己化成了日月星辰以及河流草木；“太极”也是内在于宇宙的，它生成两仪、四象、八卦，以及世界万物，等等。中国人不是从绝对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宇宙，古人面对大自然时没有惊异之情和与天奋斗的豪情，只有对它的欣赏、崇拜和体验。与之相反，西方人是持绝对主义、实体主义观点和天人相分的“场外观”——上帝高高在上，缔造和推动着宇宙，把规律“塞给”大自然；人类也是宇宙的外在力量。由此，他们肯定实体的独立的存在，并进而提出原子论、个人自由论和战胜大自然的观点。

一元主义是指，古代中国人主张“天人合一”、“道器合一”、“身心不二”、“体用一如”。这种一体化的观念造成了对对象认识的模糊，使得近代科学技术无法在中国发展起来。而西方人与此不同，他们是二元主义乃至多元主义者——灵肉分裂，社会矛盾对立，人与自然相抗。正因为精神生命与肉体生命的二元对立，所以西方人只能选择满足其一——中世纪压抑肉体、满足精神，现代则精神空虚、满足肉体；正因为个人与社会冲突，“他人就是地狱”，所以西方人要以法律去规范人们的行动；正因为天人分离，所以西方人致力于改造大自然，并由此发展起近代科学技术。

从中国古代的方术热也可以看出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问题所在。

方术，古时称为“术数”、“阴阳术”，源于《易经》，包括星相术、相命术、占梦术、风水术、炼丹术、测字术、巫术、养生术等。它包含了古代中国人对宇宙、自然与人生、社会的关系的认识，堪称“中国科学”，历代研究者趋之若鹜。西方也有方术、神秘学，但没有形成中国式的蔚为壮观的景象。中国方术的理论基础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五行相生相克、阴阳转化等，其方法为演绎附会、揣摩臆测、察言观色、模棱两可、随机应变、使用遁辞等。方术的内容没有经过严密的论证、缺乏科学性，都是一些神异、附会、感性、经验、类比、象征的东西，而这些正是中国人思维的优势，也是《易经》思维的特点。（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