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中华民族是谋略民族 作者:胡星斗
导读: 中国人的人生是谋略化的:中国人往往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外表与内心最大程度地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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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我认为,中华民族表面上是道德民族,其实是谋略民族。谋略一词在英文中没有对应的词汇,只能翻译成strategy或tactics,但谋略并不等于战略或战术,谋略的特点是不循规则、不择手段,它是正与奇的结合,有治国正道,也有出奇制胜;它还是道与术的结合,既有高瞻远瞩,又有权谋权术甚至阴谋诡计的东西。西方人喜欢读侦探小说,侦探小说应用的是逻辑推理,符合西方人的思维习惯;中国人喜欢读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中充满了毒气、毒招、暗箭,变幻莫测,防不胜防,无规律可循,这符合中国人的思维特点。 困扰西方人的是大自然的风云变幻,在战胜大自然的过程中,西方人发展起来了逻辑理性;困扰中国人的是人间的风云变幻,在适应激烈生存竞争的过程中,中国人揣摩出了谋略权术。 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谋略民族的原因是:1、生存资源紧张。中国人口一直为世界第一。2、古代人治、专制制度。人治、专制的特点就是非程序性政治、暗箱操作的政治,由此衍生出极其复杂的官场文化,人们推崇不择手段的“手腕”。3、长时期的内战。有人统计,自B.C.841年“共和行政”、中国有确切纪年以来,中国55%的时间陷入了内战,譬如春秋战国内战就达550年。长期的战争磨练了中国人的兵法谋略的智慧。4、中华文明是大陆型文明、农业文明。由于土地不能移动,中国人依家族、村落长期居住在一块,人口没有流动,而且,小农滋生了专制、官本位,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成为谋略、计谋产生的沃土。5、世俗文化。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各大民族中少有的非宗教民族,我们几千年沉溺于福禄寿喜,沉溺于世俗的吃吃喝喝、功名富贵,没有超越世俗的理论,几乎没有“道”,只有“术”,有的只是一个个工于心计的猥琐的臣民。 中国人的人生是谋略化的:中国人往往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外表与内心最大程度地背道而驰。古代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往往具有仕与隐(当官或者退隐)、入世与出世的两面性,一方面入世——吃文化,福文化,富贵文化,功名文化,家庭文化,官本位文化发达;另一方面出世——时刻想着功成身退,急流勇退,李白称:“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苏轼称:“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中国人在官场的时候想着退隐,是为了避免专制政治中的兔死狗烹,是为了躲进精神的避难所。但是,中国人并不是像印度人那样悲观厌世,真的出家,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乐观民族,有的哲学家概括为乐感(乐观感性)民族,古人在隐居的时候又像诸葛亮躬耕南阳那样,时刻关注天下大事,时刻准备出山,治国平天下。这就是所谓的“以在野之身应在朝之命”。诸葛亮说:“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孔子说:“隐居以求志”。可见,中国人是脚踏入世与出世两只船,随时转换,谋略化生存的,所以,孟子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中国社会也是谋略化的:中国社会的辩证法是物极必反、物壮则老——事物壮大了,就会走向衰老。由此,中国式的逻辑是做事要从方面开始,以达到正面。老子说:“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要表现出大公无私,才能成全你的私欲;“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只有不与人争蝇头小利的人,最后天下谁也争不过他。 不仅中国人表里不一,中国社会也表里不一。古代中国“以德治国”,实行“德治”,但现实却愈加成为“无德之国”,为什么?因为人治制度假设人人都是“君子”、“性本善”,但官员们却做不到,于是“口头上仁义道德,实际上男盗女娼”,所以,“君子之国”会演变成“小人之国”,也就是说,在没有民主监督、法治规则的情况下,社会将走向反面,这就是社会的辩证法。 谋略民族是没有多少真理、正义的概念的: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少有人坚守真理、正义?自古以来,中国人只有“正气”观念——为社稷、为皇帝而献身的观念,却没有客观的“正义”观念。有人问孔子,儿子偷了羊,父亲是应当揭发还是隐瞒呢?孔子说:应当隐瞒。孔子所谓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都属于人间正气意识。庄子主张“齐是非”——“是”等于“非”,“非”等于“是”;白居易说:“脸上除去忧喜色,心中泯灭是非心”,郑板桥说:“难得糊涂”,这些可能都是某些中国人没有真理、正义意识的表现吧。在人治的专制的古代“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强权即是真理,当然没有正义的容身之地。
中国兵法更是充分表现了谋略:亚历山大大帝反对诡计,西方军事家在近代之前甚至反对偷袭。但是,中国的兵圣孙武却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远而示之近,近而示之远”;“兵以诈立”,“上兵伐谋”,“利而诱之”,“出奇制胜”,“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中国哲学文化也处处表现了谋略: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道家始祖鬻子说:“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强”。文子主张:“应时权变”,顺应时代,权谋变化。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道”总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运动的,柔弱正是“道”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所以,“曲则全”——委曲求全,抗日的时候汉奸多如过江之鲫,人们的哲学观即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而韩国人“韩奸”却很少,这不能不说与文化有关。 古代中国的政治也是阴谋诡计的谋略政治:古代专制主义政治的特点是,政治斗争不循规则,不择手段,暗箱操作,实行非程序政治、阴谋政治、谎言政治。中国的政治文化是儒法互补的,公开宣传的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实际使用的是法家的阴谋权术。韩非子说:亲戚妻子,可以作为人质;对于大臣可以“行饮食”——在食品中偷偷放毒。鬼谷子说:“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圣人暗箱操作,愚蠢的人张扬外露;“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圣人暗地里谋划,所以神乎其神;成功于阳光下,所以光明正大。鬼谷子还说:“欲张反敛,欲高反下,欲取反予”——想张开反而要收敛,想高高在上反而要置身下层,想夺取反而要假装先给予。比如,楚汉相争时,韩信趁机要当“齐王”,刘邦听后差点大怒,幸亏张良暗中踢了他一脚,刘邦马上改怒为喜,立即封韩信为“齐王”,派人送去玉玺,如此稳住了韩信,成功地消弭了一次分裂。等到刘邦夺取天下之后,韩信则死无葬身之地。 中华民族成为谋略民族的危害是:政治上无规则,无程序,无法治,暗箱操作,不择手段;社会上无真理,无正义,无道德,无信用可言;人们表里不一,言不由衷,人际关系高度复杂,内耗巨大。 从谋略民族向法治国家转变就要不断地完善法治。现在宣布要建立“法治政府”,这是一个进步,尽管我们现在人治的东西还很多。还要建立公开的政治、透明的政治、讲规则的政治、讲程序的政治。发达国家90%以上的信息都是向人民公开的,所有的老百姓办一个很简单的手续就可以查阅政府文件,官员不能阻挠,否则可能被判刑。发达国家权力机关的会议,除了极少数涉及国家的核心机密之外,所有的会议都必须公开举行,老百姓可以旁听。只有公开、透明、讲规则、讲程序的政治才是非权谋的政治,才是现代政治。 或许要经过长期的努力,中华民族才能从谋略民族凤凰涅槃为法治国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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