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庭宾：人类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自我毁灭危机

评论网

人类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自我毁灭危机（一）

　　在此“世界战国时代”，各大国如果仍以现今人类主流文明（西方现代文明）的基本逻辑──对自然涸泽而渔，对民众巧取豪夺，对外转嫁危机──进行恶性博弈，则任何一方对其它大国形成压倒性的完胜都不可能。在人类已然面临空前的四重危机──贫富分化导致的社会危机、资源枯竭引发的环境危机、宗教冲突酿成的种族文明危机、人工智能+机器人挑战的人类文明自信危机之时，投机取巧、相互转嫁危机的恶意竞争将加速此四重危机的聚变。如果人类精英不能幡然悔悟，另辟蹊径，人类相当可能在未来30年内遭遇毁灭性的大危机！

　　美国新总统与中国领袖交换旗帜世界惊诧

　　2017年1月，正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两个决定未来世界走势的演讲先后出炉──1月17日中国领导人习在瑞士达沃斯演讲；1月20日特朗普发表就职美国第45届总统演讲。这两个演讲是如此针锋相对，给世人的印象如此“错位”，真的让世界“凌乱”了。

　　中国微信中迅速流传的一段话最能表现这种“紊乱”──“德国人说中国是自由世界的新领袖，美国人说特朗普是毛泽东的真正接班人。这世界套路太深了！我要回农村……”

　　这两位最重要大国领袖的演讲至少表面上的确如此。在特朗普的演讲中：“人民”和“爱国（民族）主义”成为两大核心词。而中国领导人演讲中“经济全球化”成了唯一核心词。

　　特朗普至少表面上将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的旗帜接到手中──“将权力交接到了人民的手中”“让政府由人民做主”“美国人重新成为了国家的主宰者”“这一就职典礼的核心是一种信念──我们坚信国家是为服务人民而存在的。我们国家想要为孩子们提供优良的学校教育，为家庭提供安全的生活环境，为每个人提供好的就业岗位。”

　　对于“民族主义”──这个美国百年来主流价值观一直抨击的“落后挨打”观念、这个毛泽东时代红色中国常打的旗帜，特朗普毫不犹豫地、毫无顾忌地举了起来──“重建我们的国家”“我们同属一个国家”“美国会重新成为胜者”“依靠美国人的双手，美国人的劳动，重建我们的国家。我们将遵循两条最简单的原则──买美国的商品，雇美国的工人”“当美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时，美国会变得势不可当”“政治必须以完全拥护我们自己的国家为基础”“从今天开始，只有美国第一、美国第一”。这不仅是美国历史上最赤裸裸的民族主义，也堪称人类文明史上最肆无忌惮的民族主义宣言之一。

　　特朗普显然并非说说而已，他在就任的第一天，就签署法令废除了“奥巴马医改计划”、签署命令退出“TPP”（环太平洋自由贸易伙伴关系），第3天签署命令建造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隔离墙；第一周就宣布推出禁令，以“阻止极端伊斯兰恐怖分子入境美国”。其措施包括90日内限制伊拉克叙利亚等多个国家人民入境美国，并暂停美国接收难民计划120日。这个“反穆斯林令”掀起了轩然大波，虽然一度被法院否决，但特朗普的决心未变。

　　特朗普真如他所说的那样成为毛泽东的好学生，真的举起“为人民服务”、“爱国（民族）主义”的大旗吗？显然，这只是表面现象，而非本质真相。从两件事就可见一斑：1.本次特朗普就职总统典礼，共花费了近2亿美元，比奥巴马就任时高出数倍，其中约一半是从资本家的捐款中募集而来，一半来自人民的税收。2.本届特朗普内阁，由大资本家和顶级CEO组成，他们的身价合计超过150亿美元，远远领先于美国历史上任何一届内阁，可谓由资本寡头亲自到前台操刀，你能指望他们真的为美国人民、美国劳工服务吗？他们不过是打着人民的旗号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已。

　　同样令世界惊愕的是，最后一个仍举着“社会主义”旗帜的大国──中国，其领导人以1月17日在瑞士达沃斯会议上的演讲，正决然地从美国手中接过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旗。

　　他首先反驳，“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我们既要有分析问题的智慧，更要有采取行动的勇气。”“让各国人民重拾信心和希望。”“我们要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要坚持多边主义，维护多边体制权威性和有效性”“中国人民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

　　这显然意味着中国最高决策者已经在经济上抛弃了过去的“韬光养晦”，而以积极进取的方式，乘美国退守的机会继续前进，乃至要成全球经济秩序的新旗手。但是，这个演讲与特朗普演讲一样出现了悖论──在经济上全力推进全球化的同时，中国当局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管控，并重新倡导回归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基本思想。即他一方面想要成为全球跨国资本（特别是欧亚大陆资本）的政治领导者；另一方面，他又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

　　这或许意味着──对如此戏剧性的国际形势逆转，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的最高掌权者，他们都没有事先做好准备，没有想到形势会如此急转直下，中国和美国快速地逆转“攻”与“守”，即中美两国领导人几乎都是本能地抓住最符合自己意愿，快速（乃至随机）地做出了有利于自己的现实主义选择，而没有顾及其经济新旗帜与政治理论的统一性，也没有顾及到中美两国人民、精英，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理解和接受能力。

　　即中美两国领导人快速做出如此重大战略决策时，他们之间显然缺乏必要的沟通，中美突然的角色换位是如此突然、富有戏剧性，这让双方在战略上变得非常难以妥协。即中国与美国接下来相当可能会“硬碰硬”。或许在激烈交锋后，在各自无法承受损失的压力下，才会考虑现实的妥协或退让。

　　互换旗帜、擦肩而过的中美两国元首到底将会把人类带到何处去，世界将由此更加安全和稳定；还是会更加错乱和动荡，中美之间会爆发严重冲撞──贸易战、地缘战争甚至世界大战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回答清楚中、美领袖为什么会有如此戏剧性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内在历史驱动力到底是什么？

　　特朗普当选标志着美国战略“由攻转守”

　　在此前的2016年11月8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已经引起了世人的震惊──此前极少有人认为特朗普这个“大嘴”“小丑”“黑马”竟然笑到最后，最终当选美国总统。然而，特朗普成为新一任美国总统却恰恰在笔者的预测之中。

　　2016年8月1日，笔者刊发了《特朗普加冕？决定人类财富超级分配的三大关键开始明朗》（注1）一文中，笔者分析特朗普得到了两大势力支持。

　　一是美国的犹太、石油军火寡头的支持──“特朗普或得到石油军火寡头、犹太支持，剑指伊朗”，因为“此前特朗普明确表态如果当选美国总统将废除伊朗核协议──这是共和党背后的石油军火寡头，也是美国犹太以色列政治集团的最重要诉求。”

　　二是得到了全球方兴未艾的反资本全球化和金权政治大浪潮的推动。“过去数十年来中，选民已积累了对金钱政治愤怒和反叛的巨大力量──英国公投脱欧已经显示了这种力量。特朗普的竞选主张恰恰是要把这种力量释放出来，试图回归大多数社会民众的立场──更多的工作（反资本全球化、工作全球化），更安全的社会（反伊斯兰极端主义）。希拉里团队虚伪的小聪明小动作，只会把越来越多的底层选民推到特朗普一边。特朗普最坚定拥趸们过去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手上拥有最多的选票，过去他们面对的都是金权的傀儡，选不选都一样，但今天他们会觉得特朗普是代表自己的人，必然会力挺。”

　　10月27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重启对希拉里“电邮门”调查后，本人即在11月1日发文《希拉里被幕后导演抛弃？特朗普若上台中国日子更难过》（注2）指出，希拉里被抛弃是因为“竞选中表现出来的固执偏执，让她在未来很难被驾驭，特别是缺乏跟俄罗斯妥协的能力”，而“打击伊朗，引爆严重石油危机，美国可获得‘一石三鸟’的收益：1.保护以色列犹太人；2.摧毁伊斯兰复兴的最后核心；3.石油危机会严重冲击中国和欧洲经济。而让回流的美元支持强势美元和美国阶段性复兴。这符合美国石油军火寡头集团和犹太人政治集团的基本利益。对于美元背后的金融寡头利益集团而言，这也是同时打击俄、欧、中、伊──‘美元赢家通吃’这一理想目标无法实现后的次优选择。”

　　所谓“美元赢家通吃”战略指的是美元势力同时重创欧盟（欧元）、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同时波及日本、印度等经济体。导致欧元解体，中国、俄罗斯等国金融经济大危机，伊朗伊斯兰复兴遭到毁灭性打击的严重后果，与此同时，美国和美元成为唯一的赢家。实现“美元赢家通吃”的理想目标，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任期曾经有一个实现的窗口，但是它被奥巴马总统的犹豫和普京的强硬反击而错过了。

　　在美国综合国力已经大幅衰落的背景下，美国实现这一目标几乎不可能。特别是中俄两国过去几年在美国的压力下，实施背靠背合力抵抗美国压力的策略──中俄两国经济高度互补，虽然各自均有软肋，比如中国对石油等资源外部依赖度很高──2014年为59.6%，2016年为65%（注3），但俄罗斯却是世界主要石油输出国之一，如果美国打压油价，则中国获益；而如果国际石油价格暴涨，则俄罗斯赚的盆满钵满，这将帮助俄罗斯复兴。即无论国际石油价格涨跌，中国和俄罗斯必然有一方收益，其支持另一方，则两者背靠背都不会垮。

　　石油原本是美国的最大软肋，但是随着美国奥巴马政府着力推动“石油独立革命”，采取了包括大力推进页岩油气开发、开放近海石油、乙醇汽油替代等一系列措施，已经使美国石油对外依赖度从2006年最高的60%下降到了2015年的26%，同时中东石油进口占比不断下降。2015年，美国日均进口中东石油量仅占日均石油消费量的7.81%，且几乎没有从俄罗斯石油进口。与此同时，2014年中国石油对外依赖度已经高达59.6%，中东石油进口占比46.05%，2014年中国石油战略储备仅22.7天；2015年欧盟石油对外依赖度为82.66%，主要从俄罗斯等前苏联地区进口，占比为46.23%，中东石油进口则占比17.71%，石油战略储备为104天。据此测算，如果波斯湾石油运输中断，美国可以正常石油供应1328天，欧盟约为554天，中国仅为82.7天（注4）。如果东欧爆发战乱，欧盟进口俄罗斯的石油有1/3运不过来，则欧盟正常的石油供应将减少到278天──这必将使中国和欧盟经济同时遭受重创。而日本（183天）、印度（17天）等对中东石油严重依赖国家的经济也将受到重大冲击。

　　美元势力唯一可以同时打击中国和俄罗斯的可能是，国际石油危机严重冲击中国经济，同时俄罗斯石油却卖不出去。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因为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要出口欧盟，有相当比例要经过乌克兰。在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接管了向欧洲市场运输和出口天然气的管道系统，直接掐住了俄罗斯的财源和欧盟的气源。俄罗斯和欧盟（特别是德国、捷克、波兰、匈牙利和奥地利等）一方面不得不依靠乌克兰，增强对其政策的影响力度，另一方面积极寻求绕开乌克兰的解决方法。但截止2015年，俄罗斯出口欧盟天然气的53%仍通过乌克兰(国家天然气管道)运输，而欧盟约30%的天然气需要俄罗斯供给；在石油供给方面，俄罗斯每年向欧盟出口约1.4亿吨石油（约占俄罗斯出口石油的60%），其中有将近1亿吨由友谊石油管道运输，该管道由俄罗斯出境后，在白俄罗斯的莫济廖夫市形成北部和南部支线。北部支线延伸至波兰和德国，南部支线经乌克兰延伸至斯洛伐克、捷克和匈牙利等国，对乌克兰有较大依赖。

　　即美国如果想通过石油危机冲击中国和欧盟，又不想让俄罗斯受益复兴，就要同时引爆乌克兰危机，乘着乌克兰战乱，炸毁经过乌克兰的石油天然气管道，使得俄罗斯大约1/3至一半的能源无法运输到欧盟，俄罗斯守着丰沛的石油却赚不到足够的钱。与这个思维非常巧合的是，2014年年初，在俄罗斯索契举办的冬奥会即将闭幕之际，乌克兰发生了政变，其后，亲美新政府走向反俄立场，而普京强硬反击，收复了克里米亚，乌克兰东部两个州也宣布独立。此后，政府军与东部独立军一度展开激战──这其实是美国连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封锁波斯湾石油供应，同时乘乌克兰战乱中断乌克兰石油天然气管道运输的唯一机会。本人曾在2015年8月撰文警示过这种风险（注5）。

　　不过，美国总统奥巴马虽然在乌克兰问题上对俄罗斯非常强硬，却在伊朗核问题上非常鸽派，不顾以色列和国内犹太势力的坚决反对，全力推进《伊核六方协议》于2015年7月15日签署，并在10月18日正式生效。由于伊朗核协议签署，中东石油危机最危险因素排除，石油供应增加，美国页岩油气与中东石油的激烈竞争，美原油指数由2014年年初的超过100美元/桶大跌至最低29美元/桶，这在客观上给了中国两年宝贵时间增强军备，中国乘着这两年油价大跌之际，快速增加石油战略储备，将石油战略储备从2014年的22.7天已经增加到了2016年年底的约50天（注6）。如果波斯湾被封锁，中国石油正常供应可承受天数已经由2014年约82天增加到了约180天，这个数字在2017年仍在继续提高。

　　由于错过了这次“美元赢家通吃”的机会，美元很可能由此失去了一次通过主动进攻而重返“国际货币霸主”地位的机会，这使得美国的战略衰落更深了一步──美国退回特朗普式的民族主义自保已是势在必然了。

　　美国为何从“自由主义”倒退回“民族主义”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正式宣告“反全球化时代”到来，全球经济加速转入区域化时代，甚至连区域经济也将进入破碎阶段。

　　前一轮全球化跃进启动时间是20世纪70年代初。1971年美元脱钩黄金之后，美国进入了后制造业时代，也就是虚拟金融时代。美元金融寡头为了利益者最大化，废除了“美元金本位制”，使美元摆脱了黄金制约，充分释放纸币印钞权的魔力。从此，美元滥发不可收拾，加上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货币乘数不断放大，美国金融业利用美元作为唯一国际交易和储备货币地位赚钱太容易了，华尔街超级繁荣，诱惑一流人才越来越多流向华尔街。随着华尔街工资越来越高，拉升了包括蓝领工人在内的全社会工资，美国本土很难支持越来越昂贵的制造成本，这迫使美国本土原本体系完整、超级强大的制造业不得不向海外转移。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中国对外开放加入国际大循环，特别是在1999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利用“台海危机”迫使中国按照美国的标准加入了WTO，西方资本主义获得了空前的胜利。随着地缘政治壁垒的消失，全球投资生产迎来了“世界是平的”时代，“全球化”迎来了黄金时期，并形成了如下主要模式──以牺牲中国亿万劳工、巨量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为代价；以中国为西方发达国家制造，尤其是为美国人制造为主要特征；以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巨额利益输送为实质；以中国贸易顺差主要购买美国国债等金融资产进行再循环；美国利用美元特权地位和金融虚拟资本以控制中国产业、金融股权，最终实现“中美国”为目标……由此，美国与美元资本寡头必然是“全球化”的积极倡导和推动者，而这个“全球化”价值体系的政治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在经济层面主要是“投资自由化”；在意识形态方面匹配的是“普世价值”──人权高于主权，即以“新自由主义”反对“民族主义”。

　　在这个全球化过程中，跨国资本虽然一度获得了巨大利益。但是，这个“全球化”最终未能按照美国设想实现最终目标，或者说美元资本寡头实现绝对统治下的全球一体化梦想被击碎了。这是因为它受到了多重干扰或阻力：一、作为对美元滥印的反击，1999年初欧元诞生，虽历经磨难但顽强生存下来了，这动摇了美国理想全球化模式的货币地基，并最终引发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二、2001年，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美军与伊斯兰敌对力量陷入长期游击战，极大消耗了国力军力。与此同时，中国军事力量突飞猛进，俄罗斯军力也得到了很大恢复，美军已经失去了军事能力上的绝对优势；三、美国对于中国产业、货币控制虽然较为顺利，但在试图控制中国核心国有企业、主流金融机构和政治政权方面，却受到了中国权力意志复兴的顽强抵制。

　　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梦”的国际号召力明显下降。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急转直下，土地矿产资源也已经严重透支，加上因为人民币升值吸引国际热钱投机中国后，中国资产价格也已普遍高估，特别是房地产的绝对价格已经是世界之最。由此，跨国资本在中国、也是全球化的核心利益源泉正在枯竭。而随着移动互联、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革命的勃兴，越来越多替代传统劳动力，美国和西方失业现象越来越严重，这也壮大了美国和西方国家内部越来越强大的反全球化力量。

　　全球化必然意味相对宽松的人口流动。但是，美国小布什和奥巴马两任政府在中东制造动乱，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极端恐怖分子流入西方，威胁了西方原居民最基本的生命安全。这终于让美国和西方的原住民忍无可忍了──在他们看来，工作岗位被抢走了，生命安全被威胁了，这日子还怎么过？！

　　即美元资本寡头主导的全球化已经受到来自中国和美国两大主要引擎的根本性逆转──跨国资本在中国已经很难获利，随着中国新权力意志的崛起，“中美国”已成南柯一梦；而在美国，社会稳定的需求要保就业，同时从经济可持续发展来说，都要实现实业和金融的再平衡──在美元、虚拟金融收缩的情况下，制造业重新扩张支撑。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他已签署命令抛弃TPP，开始建造美国与墨西哥的隔离墙，呼吁乃至胁迫美国和它国资本流往美国，包括威胁对中国、墨西哥等国开打贸易战，以重建美国的制造业体系，其本质都是为了美元资本的核心──犹太—盎格鲁·萨克逊资本寡头集团在试图统治全球资本与经济体系失败后，在遭遇了欧盟资本和中国资本的反击后，要退回美国守住其大本营、根据地的需求。

　　这一剧烈的变化，其实对美元资本寡头核心层而言，也是始料未及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华权力意志的核心──中共新领袖的神奇崛起，他已经彻底否定了“中美国”的可能性。同时，以中国航空为代表的国有资本以及中国华为领衔的民营资本，它们以极其强大的忍耐力、奋斗及技术创新力，超出了美元寡头预期的极限，不仅没有被外资压垮摧毁，反而在自由投资贸易规则下，对西方资本，尤其是美国资本形成了强有力的反击。针对于此，美元产业资本不得不利用美国市场贸易保护为自己留下缓冲和重建竞争力的时间。

　　这个180度的大转弯，其逻辑是相当复杂的，远不是美国普通民众在短期内可以理解接受的。即便对于美国的精英阶层，在几十年“新自由主义”和“美国优越论”的教育和熏陶之下，这些价值观已经成为其根深蒂固的思想。特朗普（及其背后的美元资本寡头）唯有借助迎合美国选民的“保就业”和“反恐”的需求，去赢得民意掌控政权，进而扭转思路和局面。特朗普也的确借此成功地入主白宫，成为直接操盘手。而特朗普内阁几乎成了美国资本寡头的“超级董事长+CEO团队”，特别是实业家占了大半，而特朗普本人也是一位拥有数十亿美元身家的地产大亨。

　　与特朗普相反，希拉里则试图打着“新自由主义”旗号，以进攻的方式强行实现“美元赢家通吃”战略的美国总统候选人。但是，由于奥巴马总统自相矛盾的政策──升级乌克兰危机却使伊朗核危机软着陆，加上在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强有力反击下，俄罗斯不仅控制了乌克兰和东欧主动权，而且联合伊朗、土耳其、叙利亚等国掌握了中东主动权，这意味着美国已经基本失去了同时引爆乌克兰和中东石油危机的可能性──除非美国下决心开打世界大战。

　　凡是有利必有弊，在竞选中，特朗普一反美国百年来的常态，举起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大旗，虽然获得了胜利。然希拉里继续坚持“新自由主义”和“种族包容”，两人的理念可谓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再加上两位竞选人均有明显的人格缺陷，相互进行人身攻击，又进一步增强了各自拥趸者的敌对情绪，从而将美国社会撕裂达到南北战争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也恰是美国作为一个全球领导型大国衰落的又一个明显的征兆（未完待续）。


人类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自我毁灭危机（二）

　　美国已衰退百年起始于立国契约遭背弃

　　特朗普的上任意味着美国主流统治者终于承认了美国衰落，并主动放弃了自二战以来的世界领导权。很多人对此仍然感到难以接受，并感叹从1991年冷战结束时美国登上世界霸主之巅到现在才短短25年时间，实在快得太不可思议了！

　　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在全球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古罗马帝国和成吉思汗蒙古帝国，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的最高峰。美国右翼政治学家福山甚至自负地宣称“历史的终结”──世界上的多数人都已认同自由民主主义政府，因为这一政治形式已经依次征服了它的所有敌人。自由民主主义或许是人类思想进化的顶峰和最后选定的政治形式，从而也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结点。然而，仅仅十年之后，福山先生就已否定了自己的这个判断──“历史的终结”。即便到了今天，很多东、西方的主流精英对于美国衰落如此之快仍然在感到匪夷所思。

　　其实，在笔者看来，美国的衰落绝非仅仅在“9?11”之后，而是已经过了百年历程的“五个阶段”。这分别是：一、美国背弃了与国民的经济公平基础契约时期（1913~1945）；二、美国背弃了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公平基础契约时期（1945~1971）；三、虚拟金融泡沫膨胀、美国制造业空心化时期（1971~1999）；四、欧元崛起，美元失去货币霸主地位时期（1999~2008）；五、“中美国”战略破产，受到中国军事、制造业等综合挑战时期（2008年至今）。

　　在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1712-1778法国思想家）的眼中，政体并没有先天的优劣之分，它是立国时参与者博弈选择的结果，他曾写道：“如果一个人在能力、品德、财富和威信上都超过超群出众，而且只有他一个人当选为行政官，则国家因此就成为君主制国家；如果几个差不多相等的人胜过其它人，并一起当选，就成为贵族制国家；如果大家在财富和能力上都相差无几，大家共同执掌最高的行政权力，而国家也因此成为民主制的国家……（注7）”

　　毫无疑问，在美国1776年立国之时，其社会制度从国际竞争力的角度是在全球最先进的。美国堪称是天赋之国，它拥有广大富饶的土地，在地球上仅有中国可堪比拟。它的社会几乎没有任何历史特权的包袱──美国建国前的民众，基本都是从欧洲中世纪政教合一的压抑中逃离的，没有贵族和特权者。他们主要分为两类，少数是为了追求生命的平等和个人精神自由；更多的则是为了冒险暴富，他们均甘愿冒着被大西洋吞没的风险而登上新大陆，并联合推翻了英帝国的殖民统治，并清除了当地绝大多数印第安人。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和组织具有强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于是就很自然地形成了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一种建立在公民自私自我基础上，通过谈判达成相对公平的契约，进而建立了自人类原始社会以来最平等的经济、政治制度（当然印第安人和黑人被摈弃在制度之外）。在经济制度层面上，是建立在公平自愿契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用一个人（组织）的人性自私与另一个人（组织）的人性自私进行博弈竞争，进而达到相互克制平衡的结果；在政治上则是民主选举──通过公民保护自身合理利益的选票来克制权力代理人──官员的贪婪自私。这是一种既可以发挥人性自私的主观能动性，又使社会处于一种总体制衡的低成本社会模式。

　　这种以“自由市场竞争+民主选举制衡”的社会制度只有美国立国之初最纯粹，因为它没有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没有贵族，没有基督教的特权，土著印第安人也几乎被消灭光了。这种条件即便是同属现代资本主义的英国和法国都不具备。再加上美国有着广袤的领土资源，这使得美国必然成为了最具未来潜力的国家，这是美国后来大国崛起，成为人类有史以来自强大国家的源头。

　　然而，美国社会制度有两个重大的源头性缺陷：第一，它在政治制度上是民众选票、民主制衡的，但是在基本经济制度，即企业经营管理制度上，则是资本家独裁的。即政治民主与经济（资本）独裁并存；第二，由于多数新移民都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的反叛者，因此，美国发展出来了以清教徒“新教”为主流的基督教，这尤其是在主流精英中拥有广泛的拥趸。它与传统基督教最主要区别是，它不再强调人活着的时候逆来顺受，以求“死后上天堂”，而是在活着的时候拼命、永无休止地赚钱。

　　我们必须承认美国开国之父们中有高贵品德者，他们对“自由、民主、人权”基本理念（当然这仅限于白人，而不包括被屠杀的印第安人和作为奴隶的黑人）虔信坚守，比如托马斯·杰弗逊（1743-1826）在就任美国第三任美国总统时，他拒绝乘坐马车，从寓所步行前往就职，他认为这是践行“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然之举。但与此同时，另一位开国之父，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美国政治家、物理学家）则埋下了“金钱至上”的实用主义价值观的种子──“从牛身上榨油，从人身上赚钱”，是信用可靠的诚实人的理想。诚实是有用的，因为它带来信用，守时、勤奋、节俭无不如此，所以都是美德。要是诚实的表面功夫就能达到同等的效果，那么这就够了，否则是无谓的浪费。这种观点曾被指责为虚伪，但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的清教徒理论为它辩护：这伦理的至善──赚钱，赚更多的钱，并严格回避一切天生自然的享乐。营利本身变成了人生的目的，而不再是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求的手段（注8）。换言之，以“清教徒”物质自律的最后薄薄的面纱，去遮掩资本永无休止最大化的贪婪。

　　由于“赚更多的钱”成为美国主流精英的终极追求，加上经济制度上资本家的独裁，在生产力的各要素中，资本的代理人──资本家最少，权力最集中，也最聪明，他能以自由的旗号，很容易就将一盘散沙的雇工等其他力量各个击破，使获得剩余价值的增长速度远超过劳工收入的速度，这必然使得资本雪球越滚越大，小企业主变成大企业家……100多年后，实业寡头、金融寡头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一种超级特权力量。由此，资本寡头最终成为美国的新特权阶层，他们必然通过资本控制媒体、议员、总统，乃至大法官。因此，美国的历史可以被看成是富兰克林式“赚钱至上”的资本独裁力量对体现杰弗逊代表的“人人平等价值观”民主政治不断攻击、收买进而控制的过程。

　　对于资本寡头们而言，最快赚钱的方法是──最聪明和最有实力的极少人结合在一起，通过控制媒体左右群众性情绪，进而将自己的代理人推向重要政治岗位，掌握政治权力；通过代理人控制政权以出台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乃至控制货币发行权──仅靠印钞就可以交换他人辛苦生产的物质财富；再通过货币发行的增与减（向市场放水或抽水），来控制资本市场的大涨大跌，来洗劫那些“无知、愚笨但贪婪”的大众投机者，这样赚钱效率就会非常高，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超级暴利的商业模式。

　　1913年年底，美联储的诞生标志着他们最终实现了资本寡头集团对美国货币发行权的控制。这时，金钱其实已经战胜了一切，成为美国的真正主宰，资本寡头的独裁已经实现了对美国的隐形控制，即美国政府已经不再是代表保障美国公众利益的政府，它已经异化为资本寡头特权利益最大化的傀儡工具。这就是美国社会制度、立国精神的一次源头性衰落。

　　这种资本特权对美国立国精神的“异化”，首先表现在了1933年罗斯福总统废除了金本位──以国家暴力强迫美国人民交出黄金，并废除了美国民众用美元纸币到银行换回黄金的权力。即美国政府废除了货币发行者与美国人民的最基本经济契约。这项契约的基本精神是──货币发行权只是美国公民委托给政府的一项权力，为了交易便利，允许政府印刷纸币，但这些纸币必须由黄金（白银）来抵押，即政府不能擅自滥印纸币，否则纸币会对黄金贬值，人民则有权力用纸币换回黄金，这样就制约了政府滥印纸币变相稀释全体公民的财富。由于纸币有黄金的抵押，因此其内在价值是基本稳定的，就可以成为其他各种市场交易的公平基础。因此，它也是一切公平市场交易的源头保障，是美国公民与政府间最基本的公平经济契约。

　　但是，正是这个最基本的公平契约，被两个步骤给废除了：一，1913年底，美国议会、政府通过欺瞒手段，将原本属于财政部的印钞权让渡给了美联储──这个私人资本寡头们控制的机构。二，1933年，罗斯福总统单方面悍然废除了国家与人民间的最基本契约──人民有权持有黄金，并用美元纸币向银行换回黄金。这就摧毁了美国经济制度中最核心的公平经济契约，也本质上摧毁了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社会基础。尽管它的危害当时并没有立刻显现出来，但是美国的核心竞争力已经开始衰退了。

　　即这是美国第一阶段的衰退──核心立国精神灵魂的衰退。

　　美元印钞权膨胀的恶果逐渐显现

　　虽然美国的立国精神在第一阶段衰退了，但是它的综合国力仍在继续上升，就像一个男性在16~25岁荷尔蒙分泌达到顶峰，但是他的肌肉可能要到30-35岁才最强壮，而社会声誉影响力往往要到40~50岁以后才能达到高峰。美国的立国精神就像相当于“荷尔蒙”──它是美国发展壮大的原动力。但它在1933年以后已经走下坡路了。而此时，美国的肌肉（就像美国的军事实力和制造业）和社会信誉（国际综合影响控制力）仍继续攀向高峰。

　　借助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随着欧洲传统强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苏联）和意大利等国的相互火并，几败俱伤之际，美国利用其远离欧洲主战场的地利，先向双方卖军火，后直接参战接收胜利果实，从而在军事力量和综合国力上一跃为世界首要强国。二战结束时，美国不仅在制造业和军事实力上在全球遥遥领先，更建立了一套符合美国利益的全球货币、经济和贸易的体系，这包括布林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等。

　　布林顿森林体系使美元成为有史以来各资本主义大国公认的首个国际交易和储备货币，当然美元是依靠黄金信誉背书才获得了这一特权地位的──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而美元与黄金按照1盎司兑35美元挂钩，各国央行有权按照这个比价，用美元从美国兑换回黄金。即这就形成了一个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契约，是国家间的──它国使用美联储印出的美元纸币，但是如果美联储滥印，他国有权用美元纸币兑换回黄金。但十分荒诞的是，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已经在1933年对国内民众废除了这个国内最基本的经济契约，而各大国竟然相信美国和美联储会在国际上信守这个契约。

　　果不其然，1971年，美联储和美国政府以美国黄金流失过多，已经无力用黄金兑付美元为借口，单方面悍然撕毁了这个国际契约，强行使美元与黄金脱钩，废除了各国以美元兑换黄金的权力。这就是美国的第二阶段的衰落──其撕毁了国际的基本契约，丧失了在国际社会的基本信用。虽然美元在脱钩黄金之后，美联储（及其背后的私人资本寡头集团）获得了不受其他国家约束的印钞权，拥有了国际唯一的交易和储备货币的地位，形成了人类历史上首个全球性的一本万利（甚至是无本万利）的超级商业模式。但是美国的国际信用已经开始全面衰落──这是美国第二阶段的衰落。与此同时，各国对美国的反剥削──比如欧元开始酝酿。

　　随着1971年美国对国际社会背信弃义，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开始了加速衰落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衰落是美国科技创新能力与制造业的衰落，这是美联储及华尔街金融寡头疯狂扩张、享受美元滥发催生虚拟金融泡沫暴利的必然结果。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联储印钞不再受到黄金的制约，而这种印钞无本万利的超级商业模式，形成了一种极大的诱惑，或者说满足了资本超级增值的欲望，这是美联储及其背后金融寡头们无法自我克制的。到2007年年底，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达到8938亿美元、2016年底更是扩张到4.4746万亿美元，分别是是1971年945.95亿美元的9.44倍、47.3倍（注9）。

　　随着越来越多的纸币美元印刷出来，物质商品不可能同步快速增长，华尔街则必须创造出更多的虚拟金融产品──就像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海绵，去吸纳这些流动性，以免其引发不收控制的洪灾──恶性通货膨胀，由此华尔街创造出了各种资产证券化产品。在1987年垃圾债券泡沫破灭之后，华尔街再接再厉又创造出了超级泡沫的金融衍生品，华尔街金融机构的货币乘数更是被放大到了30余倍。

　　伴随着华尔街的疯狂成长和超级繁荣，华尔街的工资也快速上涨，远远超过了制造业的平均水平，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著名投行高盛的平均年收入高达约50万美元，而制造业中级工程师的年薪不到10万美元，这必然导致美国第一流的人才不断流入华尔街，制造业最多只能获得二流人才，其创新能力大不如从前──这在美国航空航天工业表现的最为显著，它从20世纪70年代的创造力高峰迅速衰落，现在美国人回望那个拥有阿波罗火箭、航天飞机的年代，就像做梦一样。

　　与此同时，华尔街的高工资带动美国总体工资水平的上涨，而欧洲和日本的工资则低于美国，东南亚和中国的工资更不到美国的1/10，甚至只有1/100。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中国对外开放，地缘政治壁垒消失后，随着IT管理技术逐渐成熟，跨国公司在地理上的管理半径可以远跨重洋，美国跨国公司于是将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工厂搬迁出美国，特别是迁向中国和东南亚。这就导致了美国国内原本超级强大的制造业“空心化”了，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例由最高峰的40%下降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约11%。

　　技术创新能力总体衰退和制造业空心化，在美国国家衰落中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虚拟金融业并不能创造任何的真实财富，它只是数字财富的“魔术”──印钞，以及财富在人们口袋中的转移──从弱国转移到美国，从弱势阶层转移到金融统治者口袋中。二战后曾经一度的弱势国家，比如德国、日本、东南亚和中国，虽然它们一度生产了大量的财富被美国剥夺了，但是，它们形成了自己的制造能力，即形成了真实财富再生产的能力，同时增强了国力和自信心。它们不会永远甘心于被剥夺被损害的地位。

　　1999年1月1月，欧元的诞生开始了美国衰落的第四个阶段。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精英阶层充分认识到──依靠武力是无法实现欧洲统一的，因此他们转而与法国一道，推动和平包容方式去形成经济同盟。这一策略可谓深谋远虑，而美国因拉拢欧洲共同对抗苏联的冷战需要，欧盟对于美国经济、美元霸权的潜在威胁被美国决策者忽略了。直到1999年元旦欧元诞生，美元作为国际唯一交易和储备地位受到了直接挑战，美国决策层才猛醒。于是，美国克林顿政府开始反击，在1999年春季发动了科索沃战争，这场战争与其说是为了打击残存的欧洲社会主义势力，不如说是为了打击欧元。科索沃战争也的确一度令欧元岌岌可危，从开始的欧元兑美元1?1下跌到2000年10月的0.82?1。与此同时，克林顿时期喷薄欲出的互联网革命，也使得美国重新执掌全球技术创新的牛耳。在2001年年初克林顿卸任之际，美国财政也摆脱了长期的赤字实现盈利，美国一度中兴有望。

　　但人算不容天算的是，小布什上任第一年──2001年的9月11日，美国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在愤怒的报复情绪中，在完全控制中东石油的欲望诱惑之下，小布什政府将主要军事政治力量用在了对付中东伊斯兰敌对势力上了。结果深陷在了阿富汗与伊拉克的游击战泥沼中，耗费了近10万亿美元的直接间接财富，美国财政和贸易赤字不断创出新高。2004年12月31日，本人曾刊文《新三极演义：战略的中国已经春暖花开》（注10）指出：美国实际已经走下超级霸主的神坛，世界进入美国、欧盟和中国的“新三极”的阶段，并预言“让一个如此年轻而骄傲的民族（美国）学会内敛，绝非易事。而恢复到美元独霸天下已不可能。美国人为捍卫霸权的荣耀和维持富有的生活，很可能会寻找另一种可以操控全球的新超级硬通货──石油”。因此“中东局势势必进一步恶化和混乱”，而“多种因素叠加使得美国的金融危机暗暗酝酿。”2005年年底，本人进一步刊文《2006危与机：美国危机悬念与中国改革速度》（注11）预测“停滞或者更糟糕的局面很可能真的会降临美国”，悬念只是“发生在两年之内还是两年之后”，2007年7月30日本人再刊文《我们将见证一个动荡的金融时代》（注12）、2008年1月2日刊文《抉择2008:我们是否要拥抱一场全球金融危机》（注13）进一步确认美国将爆发金融危机。

　　果不其然，由于财政和贸易双赤字不断创出新高、制造业的严重空心化、欧元分流美元的流动性，加上小布什政府逼迫中国人民币升值、决意打击伊朗引发严重通货膨胀，美联储连续提高基准利率至5.25%，美国国力和实业终于无法支撑严重膨胀的虚拟金融泡沫，2008年美国爆发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严重金融危机，强大的美国在世界人民面前全面暴露其积累的祸患，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神话从此破灭了。这就是美国第四阶段的衰落──金融霸权的没落。

　　虽然2008年美国遭遇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但是美国尚存最后的希望，那就是“中美国”，即美国虽然遭遇了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元受到了欧元的有力竞争，但是，如果美元势力能够控制中国的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即彻底控制中国的产业和金融资本，进而扶持傀儡政府，实现“中美国”──美国控制中国的梦想，则美国仍然可以利用中国制造业来支撑美国虚拟金融业，美国仍然可以利用“中美国”的整体优势，形成对欧盟的绝对优势，重返世界之巅。

　　但是，这个梦想在中共十八大以后彻底破灭了，正如本人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正式召开前一周发表的文章《中国和人类需要伟大的独裁者》（注14）所预测的那样：“中国要成功地应对未来的艰巨挑战，首先要重建强大的权力核心，再造中国的权力意志。”而这个伟大的集权者只能是习，这也是历史给中国人的唯一（最后）机会。其后事实也正如笔者预测的那样，他正是这样一位敢于担当、坚忍不拔的集权领袖，他已成为中国自毛泽东以来的最强势领导，他以强硬反腐重树中共作为执政党的社会基础，以“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来坚定执政党的政治基础，他在2013年6月访美时拒绝了美国获得中国军工国企和金融机构控股权的要求。这使得美方的“中美国”梦想彻底破灭。

　　更重要的是，中国解放军从1996年“台海危机”后卧薪尝胆，装备技术能力突飞猛进，特别是在习担任了军委主席后，把提升军事作战能力作为最重要急切之事，并在2015年年底力排众议果断“军改”，使得解放军在软硬件两方面都得以脱胎换骨，并形成了在中国沿海一二千公里内战胜美军的能力。他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也将美国奥巴马政府试图打造的“重返亚太”战略冲的七零八落。至此，美国试图通过控制“中美国”而重返世界之巅的梦想基本破灭了。

　　与此同时，在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强有力反击下，美国也失去了在东欧和中东的主导权。随着英国脱欧，美国对欧盟的控制力也大幅下降。简言之，美国在二战以来第一次几乎在欧亚大陆被边缘化。即美国的衰落已经到了第五个阶段──国际影响力全面衰落，由以前的“以攻为守”转入到了“以守为攻”的新阶段。

　　特朗普试图巩固美元势力的大本营

　　在美国大国崛起成为全球霸主，再经过5个阶段的衰落，以至于今，其背后的主导力量是犹太-盎格鲁·萨克逊资本寡头集团（简称为美元寡头）扩张与收缩的规律。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这种力量试图通过进攻获得全球政治、经济的控制力，或者说重树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控制权；而在1999年欧元诞生之前，他们也曾经一度获得了对全球货币、金融的控制权和重树能力。但是，由于其内在核心竞争力──道义和制造业的衰落，他们越来越无法支持这种攻击力，面对来自于主要货币竞争对手欧元、政治道义的竞争者俄罗斯，以及综合国力（特别是制造业后来居上）竞争者中国的反击，他们也只能从理想主义退回现实主义，从自由主义退回民族主义──借助他们对于美国政权的控制力，将资本力量收缩回美国，利用美国本土市场优势，通过建立新的贸易壁垒，重建其制造业体系，捍卫美元资本寡头集团的利益根据地，并伺机反击。

　　当然，这种真实目标是不能明说的──由于这个弯子转得实在太大，与以前为“进攻”服务的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而即便他们说了，公众也无法接受。因此，在美国仍表面存在的民主竞选制度下，他们只能诉诸“从中国等国手中夺回就业岗位”之类的“民粹主义”旗号。特朗普也因此应运而生，他以“鲁莽黑马”的姿态竞选成功，似乎是一个巧合，但他却非常符合犹太-盎格鲁·萨克逊资本寡头集团的需求。

　　以“复兴美国制造业”支持虚拟金融业、保卫美元寡头为主要目标，特朗普的竞选纲领非常符合这个战略需要。特朗普准备的一套组合拳是：1.国内对企业大规模减税，企业税从35%降低到15%；2.将海外资本和企业利润回流的税率由35%降到15%，以鼓励美国跨国公司资本回国重建制造业。3.威胁对中国进口商品增收15%~45%的关税。此外，他废止了TPP，甚至恐吓要退出WTO，都主要是针对中国“世界工厂”，遏制其竞争力。

　　当特朗普提出要废弃TPP时，中国有舆论一度欢欣鼓舞──中国是最大赢家，中国可以迎来主导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其实，这个逻辑并不成立，因为在一个贸易区中，供给和需求必须平衡，且主要是需求拉动。奥巴马政府提出的TPP计划，是以美国的需求与墨西哥、日本、韩国、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供给相平衡，以取代中国供给。而倘若中国与这些同属供给方的国家组成贸易区，且日本也肯定抵制，就必然缺乏强有力的需求方，这个RCEP即便组织起来，也很难起到使美国在亚太经济边缘化的效果。

　　其实，与奥巴马试图通过TPP间接遏制中国“世界工厂”相比，特朗普更直接粗暴，一步到位──美国的市场和工作岗位是美国的，不论是中国，还是墨西哥、越南……美国都不给，不仅肉要自己独吞，骨头和汤也不留给别的国家。

　　特朗普当然想说到做到，为此，他已经准备了鹰派财经内阁：这包括曾担任高盛高级合伙人的史蒂芬?姆钦(StevenMnuchin)被认命为财政部长，他称如果美国需要认为中国是汇率操纵国，那么财政部会做出相应的措施──这可以成为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借口。78岁的亿万富翁威尔伯·罗斯（WilburRoss）被认命为商务部长，《福布斯》杂志估计他的财富约29亿美元，他被称作“破产之王”，在罗斯柴尔德集团从事破产重组业务达25年（罗斯柴尔德家族是犹太利益集团的核心家族之一）。他本人最主要的投资都在一系列传统产业领域：钢铁、纺织等。这使得他无论服从特朗普的旨意，还是基于个人家族利益，他毫无疑问会竭力阻击中国商品进口，为美国制造让出空间。而美国贸易代表则由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Lighthizer）担任，他曾在20世纪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中任职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由于他当年在钢铁贸易谈判中，以强硬姿态见称，曾迫使日本政府限制钢铁对美出口，因此被称为“钢铁老兵”。

　　在过去16年间，美国钢铁行业因大量从中国及其他国家廉价进口钢材而引发16起案件，寻求商务部以贸易保护手段来打击对手。2016年5月，美国更是决定对自中国进口的冷轧扁钢征收522%的惩罚性关税，当时美方的操作者正是罗斯领导的团队。这个班底既可以通过WTO框架挑战中国的贸易手段，也可以通过美国政府下设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更多的中国产品提出反倾销和反补贴申诉。

　　特朗普为“复兴美国制造”而正在拉开的资本、贸易战，将会对中国制造形成较为有力的竞争。因为美国对于制造业投资的吸引力──主要表现在投资利润方面，已经在大多数产业形成了对中国的竞争优势。包括日本软银的孙正义、富士康等很多企业，也包括日本政府等已经承诺在美国本土大规模投资。

　　其实，在传统产业领域，中国制造已经不具备对美国制造的成本优势。2016年8月初，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BCG)发布报告《全球制造业的经济大挪移》称，假定美国制造业的综合成本为100，中国的制造成本指数是96，即同样一件产品，在美国制造成本是1美元，那么在中国则需要0.96美元，双方差距已经极大缩小，而2018年美国制造业综合成本将比中国便宜2%~3%。这是由于中国的劳动力、土地价格上涨等因素，也是因为美国土地、能源价格低廉（土地几乎免费，电价约是中国一半，天然气价约是中国1/5）、税收优惠，更主要是机器人革命使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最大优势不再明显。

　　美国制造会威胁中国制造，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已有先知先觉者由此获益。比如世界汽车玻璃制造龙头企业福耀玻璃在过去数年中已在美国建了5家工厂，当地产量已占有了美国市场大约20%的份额。2016年3月，它宣布将再增加2亿美元投资，争取将市场份额扩大到45%。福耀玻璃老板曹德旺2016年年底接受媒体采访称，现在福耀美国工厂的利润率要比中国工厂高20%。而以前福耀玻璃是美国最大的进口玻璃供应商。接踵而至的是中国瓷砖业龙头企业唯美集团（生产在中国家喻户晓的“马可波罗”牌瓷砖）已经在美国田纳西州投资了1.5亿美元，于2016年年底正式投产。同时，意大利和美国的两家瓷砖企业也扎堆田纳西州。估计到2020年，美国制造瓷砖将能够自给自足，其后将能够出口。而此前，中国制造瓷砖是美国市场的最大进口来源。

　　从商人通过合法方式谋取正当利益的立场，福耀玻璃与唯美集团等无可厚非，他们的行动也早于特朗普的战略实施，但其客观效果将减少中国出口，降低中国贸易顺差。而贸易顺差是中国过去2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

　　与玻璃和瓷砖这些相对短的产业链、相对小的产业集群相比，手机的产业链就长的多，集群复杂的多，其装配对工人的要求比较高。有报道称，如果苹果手机在美国生产，成本要增加一倍。中国以深圳、东莞为核心的全球最大手机产业集群是过去10多年才逐渐形成，美国要想复制，没有5年的时间很难想象，而且美国不可能有这么多熟练的技术工人，除非手机也能像汽车和玻璃那样，主要由机器人来生产。

　　坦率地说，美国要想重建制造业并不容易，其制造业在20世纪50年代是美国竞争力核心，其产值占到GDP的约40%。其后随着华尔街的崛起，金融业抬高了美国整体工资水平，制造业逐渐向外转移，其产值占GDP的比例最低下降到11%左右，奥巴马实施“再工业化”数年，卸任时也才回升到12%~13%左右。

　　美国重建制造业有两个重大障碍：第一，劳动力质量堪忧，虽然白人、黄色人种渴望工作，但是其它有色人种大多对工作并非那么热心。更重要的是，美国是世界上肥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很多人搬动自己的身体都感到吃力，怎么能成为一个精干高效的劳工？第二，特朗普在竞选中称，要放开华尔街的混业经营，允许其自营，这意味着在金融危机后，被奥巴马政府遏制的华尔街特权又回来了，华尔街难免恢复高薪，并冲击美国制造业高端人才建设，再加上特朗普限制移民的政策，这将使美国高科技创新后继乏力。何况美国工程师本来就不可能像中国华为工程师那样拼命奋斗。

　　因此，美国仅凭常规手段重建制造业，那并不能对中国制造形成压倒性优势。即便美国对中国进口征收高惩罚性关税，而中国政府完全可以报复，不仅对美国进口征收同样高的关税，更可以对在中国国内的美国公司征收同样高的惩罚税，即美国可以将中国进口商品赶出美国，但中国可以将美国商品赶出中国──这样就像夫妻离婚彻底分割财产一样，中国固然遭受重创，但美国也会很难受。更何况，美国总统在贸易战方面的权力很小，更多由国会主导，受美国诸多国内法限制。

　　因而，对于特朗普政府而言，最理想的状态是，特朗普举大棒，罗斯伸橄榄枝，令中国谈判官员无所适从，他们不仅能按照自己需要的节奏把中国进口商品逐渐赶出去了，同时仍使美国进口商品在中国畅通无阻，甚至美国企业在华仍然继续享受更多特权。即充分体现了特朗普所说的“对美国最有利的贸易关系，而不是愚蠢的贸易。”

　　即美国谈判团队有可能利用中国人爱面子，对于美国市场过于依赖的心理──生怕“中美夫妻”离婚──而软硬兼施，威逼利诱，把中国的里子都给掏光了。如果中国政府的经济团队采取强硬策略，以硬对硬，以眼还眼，反而特朗普会很难办。

　　特朗普新政成功须以中国金融危机为踏板

　　即便特朗普“复兴美国制造”能够成功，但那也并不意味着“特朗普新政”必然成功──美国重返伟大。原因很简单，“特朗普新政”在财政上不具备可持续性，它是无法形成良性循环的。

　　特朗普新政面对的第一个不可持续悖论是──财政的不可持续。特朗普对国内大规模减税，特别是企业税由35%下降到15%，会使美国财政收入明显减少。与此同时，他的大规模基建计划，必然会增加政府开支，虽然他希望这些投资是由市场力量来操作，但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很少会有企业愿意从事这种长期大规模基建投资，而要收回投资，比如要收取过路费──这在中国地方政府权力模式下很容易做到──在美国却是难以想象。因此，最后这些投资难免还是落在美国政府头上。

　　即特朗普新政将立即减少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支出，但是财政收入的增项却是滞后的，那要等到美国制造业全面复兴，税源增加，财政才可能增收。但在美国GDP总体增速有限的情况下，指望税源大幅增加弥补亏空，也是不现实的。因此，据美国税收研究中心测算（TaxPolicyCenter）：如果特朗普如愿以偿，未来10年美国联邦收入将减少9.5万亿美元，而债务将增加11.2万亿美元，届时国债与GDP的比值将由2016年年初的约115%增加到2026年的153%（注15）。这就意味着，特朗普果真兑现其竞选承诺，即便美国再工业化实施的比较顺利，在1~2年后，美国政府的财政危机又会卷土重来。

　　特朗普新政面临的第二个不可持续，或者说是悖论是──他一方面要复兴美国制造业，但同时，他又要给华尔街松绑。特朗普已经签署命令，开始审查并准备修改《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Dodd-Frankfinancialreformact)，该法案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出台的加强金融监管政策之一，以保证金融机构的稳定性和流动性。特朗普放松金融管制意味着华尔街又可以利用特权而获得超级暴利，这又会使华尔街收入大增，工资待遇上升，进而再度拉大与制造业工程师的收入差距，从而使第一流的人才仍然流往华尔街。这将使美国制造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缺乏动力，很难保持在制造业的持续竞争力。

　　特朗普新政的第三个难以持续的“悖论”是，他想限制包括穆斯林在内的移民，以保护美国国内的就业，特朗普甚至曾表示美国应取消针对高级专业技能工人的H-1B签证，而这是目前硅谷企业获得外国高级人才的最主要渠道。但问题是，由于美国本土一流人才被华尔街的高收入所吸引，因此，过去30多年来，美国的技术创新（比如硅谷）越来越依赖于移民中的聪明青年，尤其是来自于印度和中国的年青人成为硅谷持续创新活力的重要支撑。同时，互联网必定是拥抱全球化的，而特朗普的“筑墙”思维无疑会增加其它国家的敌意乃至报复，这将使硅谷企业失去更多的国际市场。因此，尽管特朗普屡次施压，硅谷的企业领袖们仍然态度明确的反对“特朗普移民新政”，这包括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亚马逊CEO杰夫·贝佐斯等。简言之，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虽然对于美国传统蓝领就业有利，但会损害美国的高科技创新能力。而在高科技领域，美国原有的技术优势正被中国民族企业快速追赶。

　　换言之，如果特朗普仅采用常规的资本贸易竞争手段，即通过正常的经济金融竞争，他是很难实现“复兴美国制造”，更不可能使“美国重返伟大”。除非美国得以成功实施非常规特殊手段，就像1999年春通过科索沃战争打击“欧元”一样。

　　目前，特朗普能够实施的“特殊手段”无非是两个：一是美国、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战争，甚至封锁波斯湾，引发中东石油危机，连带粮食危机爆发，引爆中国、欧盟的金融危机，使巨额资本流出中国、欧洲而流入美国，以牺牲中国、欧盟为踏板，帮助美国渡此难关；二是引爆朝鲜半岛危机、台海危机或中日战争，冲击中国以引发金融危机。

　　在这两个“特殊手段”中，“引爆朝鲜半岛危机或台海危机”对美国短期有效但长期战略不利，因为中国解放军军备与战斗力突飞猛进，美军在台海战争中已经没有胜算。而一旦中国收复台湾，则美国军事和货币霸权将受到根本重创。而在朝鲜半岛发生战争，朝鲜拥有核武器，朝鲜民族整体将遭受毁灭性灾难。更决定性的是，朝鲜半岛一旦开战，将以陆军为主，美国陆军在过去十多年中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游击战中，不仅对于大规模陆地攻坚战生疏了，更尴尬的是，陆军疲惫不堪，士气低落，连基地组织都摆不平，更遑论在中国边上的朝鲜。当年朝鲜战争中，美军在拥有绝对空中优势的情况下，对装备十分低劣的志愿军都无法取胜，更不必说现在面对总体装备实力已经不在美军之下的解放军。即无论是朝鲜战争还是台海战争，虽然短期或许对中国经济有冲击，但其结果都将是中国的重大战略利好，却是美军和美元的噩耗。

　　相形之下，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则是更现实有利的选择。因为特朗普对华发动贸易资本战──无论是降低资本回境税、降低企业营业税、增加中国商品进口关税，表面上是为了扶持美国制造业复兴，实质是酝酿中国制造业生存危机，迫使资本（特别是外资）大规模流出中国流入美国，从而最终导致中国外汇储备不够支付资本外流（截止2017年1月底，中国外储已经由最高峰的3.99万亿美元降低到2.99亿美元），最终导致人民币大幅贬值，形成严重的输入性通胀，从而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

　　在中美常态的金融经济竞争中，虽然在2017年内，由于特朗普的减税效应，在华资本会继续外流，但是中国可以采取资本管制减少资本外流，通过人民币主动贬值减少资本外流的动力。鉴于特朗普新政在2018年后财政困扰就将显现，全球资本对美国的信心又会下降，而重新分流各国，因此，特朗普政府难以达到使中国外储枯竭、诱发金融危机的目的。

　　但是，中国经济有一个明显的“软肋”，那就是石油等原材料商品对外依赖性严重，2016年，中国石油对外依赖度高达65%、铁、铜、铝等矿石的对外依赖度分别高达85%、75%和60%。此外2015年中国粮食对外依赖度也达到了15.6%，其中蛋白质对外依赖度约43%，食用油对外依赖度高达68%（注16）。这其中，石油是中国经济竞争力的最大弱点，不仅对外依赖度在2016年底已经达到了65%，且中东石油进口占比高达近50%。尽管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这个关键问题，并在2015年年初下令尽快增加石油战略储备，使石油储备已经由2014年的约22.7天增加到2016年年底约50天。但相比于美国，石油供给仍然是中国的最大弱点。

　　即相对欧盟、中国、日本、印度等主要经济体，能源供应安全已经成为美国竞争力的强项。假如波斯湾因为中东战争而被封锁，按2016年底各国能源状况测算，美国正常石油供应的天数将达到2400余天，将远超过其它主要经济体，如欧盟的217天、日本的183天、中国的154天。最悲惨的将是印度，15天以后就没有原油可用了。而全球非产油国的发展中国家，因为石油战略储备均远低于90天的储备标准，经济也都会遭遇严重冲击。

　　这显然对特朗普政府有极大的诱惑。因为打击伊朗，引爆严重石油危机，美国可获得“一石三鸟”的收益：1.保护以色列犹太人；2.摧毁伊斯兰复兴的最后核心；3.石油危机会严重冲击中国和欧洲经济。而让回流的美元支持强势美元和美国阶段性复兴。当然，这符合美国犹太人政治集团的基本利益，更会使石油军火寡头集团获得超级暴利。特朗普是很难拒绝这一诱惑的，或者说特朗普决意废除伊朗核协议，并准备军事打击伊朗，引爆石油危机，这是犹太和石油军火寡头势力支持特朗普当选的前提条件之一。

　　但问题是，美国如今在中东地区已经失去了部分主导权，特朗普要想在可以承受损失的范围内，成功地摧毁伊朗核潜力和主要军事实力，关键要看普京答不答应（未完待续）。


人类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自我毁灭危机（三）

　　普京成为“关键先生”美国内部因俄罗斯角斗

　　特朗普面临的主要困难在于，在2015年2月底3月初，美国支持乌克兰亲美势力发动政变，打破了北约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平衡，普京犀利反击，不仅果断收回了在黑海的战略要地──克里米亚，扶持乌克兰东部二州独立，当地武装在对乌克兰政府军的战斗中占据主动。他还派出空军支持叙利亚政府，在叙利亚对ISIS的反击战中取得了令美国和西方军队汗颜的战绩，也沉重打击了西方扶持的反对派武装，使阿萨德政府重新掌控局面。此外，普京在2015年11月土耳其恶意击落俄罗斯战机后，以耐心和智慧奇迹般地扭转了局面，赢得了土耳其合作。2016年8月，俄罗斯军机竟然借用了伊朗机场轰炸ISIS武装……简言之，尽管2015年3月的乌克兰政变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制裁一度削弱了俄罗斯的经济实力，但极为团结而强悍的俄罗斯人反而赢得了在中东巨大的影响力。简言之，特朗普要军事打击伊朗，要看普京是否答应。

　　显然，普京和俄罗斯虽然不能阻止美国、以色列打击伊朗，但是他是有能力让美国和以色列付出巨大代价的。虽然美国、以色列不可能出动地面部队对伊朗开战，但它们在空中军力方面还是有绝对优势，可以采取“科索沃战争模式”摧毁伊朗。不过，如果俄罗斯鼎力支持伊朗，则美国、以色列的空中优势将被很大程度地削弱。此前，普京已经批准了向伊朗出售SM300M型先进防空导弹，这些导弹已经移交给伊朗并形成战斗力。如果美国不能让俄罗斯满意，俄罗斯可以随时向伊朗部署更先进的SM400导弹。此外，伊朗还可以邀请中国与俄罗斯一道增强防空能力，这样即便美国出动最先进的F22战机，都难以顺利地打击伊朗，要付出重大代价。

　　因此，结好俄罗斯就成为特朗普最重要的外交政策之一，他在竞选阶段多次赞扬普京，获胜之后仍与普京友好互动，此外他选择了与普京和俄罗斯有着长期合作和信任关系的埃克森美孚CEO蒂勒森担任国务卿，首要目的就是与俄罗斯恢复关系，赢得俄罗斯对军事打击伊朗的默许。其实，从俄罗斯与美国的共同利益来看，倘若伊朗战争发生引爆石油危机，国际石油价格大涨，美国将成为最大赢家，俄罗斯也将因为国际石油价格暴涨而赚的盆满钵满，一补过去几年因西方制裁、油价大跌而导致的国家损失。因此，普京没有道理不默许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行为。

　　然而，长期的冷战思维，使得美国上层主流对于俄罗斯敌意甚深，特别是特朗普的反对者们抓住俄罗斯情报机构干预美国大选，恶意打击希拉里的事件，攻击特朗普的亲俄政策，并迫使特朗普承认了俄罗斯“干预”，尽管特朗普曾尽力缓解这种压力冲击新政府的对俄关系。但是，来自于国内的巨大压力，还是让他不得不牺牲了刚上任不久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因对俄罗斯“通敌”嫌疑被迫辞职，特朗普也不得不在对俄罗斯政策上有所退缩。2017年1月15日，特朗普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俄罗斯如果答应美国签署核武器削减协议，美国可以放松对俄制裁。但是2月14日，白宫发言人改变了口径：特朗普希望与俄罗斯“好好相处”，但期待俄方能给乌克兰东部地区的武装冲突“降温”，并将克里米亚“归还”给乌克兰。对此，俄总统普京的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立刻做出回应，直言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没得谈”。

　　这标志着特朗普与普京的“蜜月期”已经结束。道理很简单，尽管国际石油价格大涨带来的利益必然被普京看重，但是他更在意的是领土主权，特别是克里米亚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驻地，是俄罗斯辐射地中海和中东的战略前沿，因此，它是“不可谈判的”。而特朗普政府既然已经正式地提出“归还克里米亚”以换取解除制裁，也就很难再收回这个要求。因此，这将成为特朗普政府与俄罗斯缓和关系，达成妥协的一个很难解的“结”了。

　　德国在乌克兰和东欧方向姿态改变也使美俄和解增加了难度。本来在乌克兰和东欧问题上，德国一直主张谈判和平解决的，着力避免军事对抗升级，2016年还拒绝德军向东欧部署，但是2017年德国态度发生重大转变──2月1日至10日，超过450名德国机械化步兵营士兵，通过空运和铁路运输陆续抵达立陶宛，同期运抵的还有他们携带的武器装备和百余辆军车。这是二战以来俄罗斯人第一次在自己的家门口看到德国军队。而北约部队不断增兵俄罗斯边境，已经促使俄军一度将战备状态提高到最高级别，这也包括核武器的天空军。

　　即未来中东和东欧局势正向着更麻烦危险的方向发展，如果美国与俄罗斯不能和解，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北约军队继续向俄罗斯施加军事压力，那么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俄罗斯势必将在防空能力上支持伊朗，这将使美以的军事行动蒙受重大损失，即便引发了石油危机，也会对美国造成较大的反向冲击。而如果美国在伊朗损失很大，为避免俄罗斯在石油危机中成为大赢家，乌克兰乃至东欧的战乱可能再起，不排除俄罗斯经乌克兰输往欧洲的石油天然气管道被“意外炸断”的可能，这样一来，俄罗斯也无法获得石油暴利，而欧洲经济遭受的冲击会更大。倘若乌克兰或者欧洲战争导致俄罗斯输往欧盟的石油天然气中断，即便是减少1/3，也会使欧盟经济受到致命性的冲击，欧元解体可能性大增。

　　随着克里米亚可能重新成为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死结”，而“伊朗核问题”本来就是以色列、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死结”，而当现在这两个“死结”扣紧在一起后，如果美国、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俄罗斯不会坐视，美俄间的矛盾有可能重新升级，甚至不排除在中东和东欧地区同时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俄罗斯在经济实力上是很难支撑的，中国也不会坐视伊朗和俄罗斯的溃败，如果出兵参战，就不排除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

　　而另外一种情形是，虽然美国和俄罗斯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形成僵局，但是俄罗斯和北约在东欧地区还是比较理智的，俄罗斯默许美国、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而美国默许俄罗斯获得巨大的石油暴利。即双方在东欧地区保持现状，但共同牺牲伊朗和中国。

　　俄罗斯最后会做出何种选择，关键在普京，看他在道义和利益间如何选择，也要看特朗普能否控制住美国部分主流精英对俄罗斯的敌意，会把普京逼到什么程度。从2017年2月的现实来看，普京不可能向美国彻底妥协，或者说彻底倒向美国，俄罗斯更可能在中国、伊朗与美国、北约中寻找到一种平衡。总体而言，其机遇会大于风险。

　　在这场美国、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大博弈中，最尴尬的却是德国和欧盟。

　　欧盟内忧外患解体风险不容回避

　　在派兵进驻立陶宛的事件背后，是德国在东欧问题上首鼠两端。一方面希望俄罗斯与欧盟团结起来，成为欧盟的正资产，而不是一个地缘政治的巨大祸端，这是2016年以前它拒绝增兵俄罗斯濒临地区的原因；另一方面，德国又不希望美国与俄罗斯的亲密关系超过欧盟与俄罗斯的关系，即不希望一个得到美国支持、地缘霸权能力增强的俄罗斯。因此，当特朗普当选后试图加强与普京和俄罗斯的关系，德国做出了二战以来首次派兵进驻前苏联领土的决定。

　　德国的这种左右摇摆只是一种小投机，它貌似给特朗普的亲俄政策设置了一道“绊马索”，而以俄罗斯对北约行动所做出的强硬反应来看，也似乎证明了其开始奏效。但是，德国正犯了一个重大错误，即这种“变脸”的投机主义正犯了俄罗斯人的大忌──在历史上，俄罗斯多次被出卖，成为欧洲扩张主义（拿破仑法国、希特勒德国）冲击的对象。俄罗斯人最在意的是自尊心，他们最需要的是信任，德国的派兵行动严重损害了过去若干年与俄罗斯好不容易建立的信任。

　　这是德国在欧洲一体化（试图形成了一个强大欧盟）过程中犯的又一个重大错误。德国作为欧盟的主要领导国，它犯的第一个重大错误是，当欧洲市场统一、货币统一之后，作为欧盟一体化中获得最大红利的国家，德国并没有负担起使竞争力较弱的边缘国找到财政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比如对欧盟进行产业合理规划，并对弱势国家进行产业扶持，建立大规模的人才资源培训计划等。即当欧洲的财富因为市场、货币统一而流向竞争力最强的德国、荷兰等国时，德国的政治家们并没有对欧洲经济长期再平衡花费心血、付出代价──就像当年东德与西德合并后，西德对东德投入巨大帮扶那样。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欧洲边缘国家在财政上失衡掉队，从希腊、塞浦路斯、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乃至意大利等等，越来越多的国家陷入了财政危机。而欧盟则一再遭受“欧债危机”。

　　如今，欧债危机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对希腊的贷款救助已被证明失败，欧盟、欧洲央行和IMF的1000亿欧元救助款基本打了水漂，希腊的财政危机并未解决，仍在拿退欧来威胁欧盟；爱尔兰和塞浦路斯的债务违约已经严重冲击了欧元信用，这种事情只能发生在这样的小国身上，如果发生在意大利这样的欧盟大国，那对欧元将是致命的……虽然欧债危机在2015年后暂时稳定下来，那主要是因为欧洲央行实施了大规模的直接印钞购买债券的计划（OME），每月高达600亿欧元，实际是以稀释欧元持有人的货币价值，来为债务危机国买单。

　　欧元区的OME计划能够得以实施并取得暂时稳定的结果，并非欧盟的本事，而是2015年以来，随着国际石油价格大跌，以及全球消费的萎缩，全球通货膨胀率下行。但是，如果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国际石油价格暴涨，甚至乌克兰和东欧冲突升级影响到了欧洲石油供应，那么，欧元区将遭受石油危机的严重冲击，很可能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OME计划将崩溃，欧债危机将卷土重来。

　　以德国总理默克尔为代表的欧盟政治家犯的第三个重大错误是，他们以二战之后老欧洲内部包容和解的思路，对待穆斯林难民和移民，试图同化对异教徒残酷无情的伊斯兰文明。其中仅2015年就有80万难民涌入了德国，而难民涌入引发了一系列的恐怖袭击和强奸犯罪。

　　据英国媒体2016年1月5日报道，在德国科隆，新年除夕夜，约80名妇女受到约千名“醉酒和富有攻击性”男子的性侵和抢劫。科隆市警察负责人形容上述犯罪事件是“达到史无前例的新规模”。他表示，涉嫌犯罪男子都是阿拉伯人和北非人长相。

　　更残酷的是不择手段的杀戮。2016年7月14日，在法国尼斯，拥挤的人群正在欣赏法国国庆日烟花表演，一辆卡车以超过100公里的时速冲向他们，在被警察截击之后，卡车司机跳下车，开始用一把7.65mm口径手枪扫射人群，最后被警方击毙。然而，84名生命在绚烂的烟花中逝去，202人受伤。凶手是一名31岁的突尼斯裔法国穆斯林男子。在2年多的时间里，法国共发生了7起恐怖袭击，已经死亡230人。而这种恐怖袭击也不仅仅发生在法国，2016年3月22日，比利时布鲁塞尔扎芬特姆国际机场和欧盟总部附近地铁站发生连环爆炸。比利时官方确认爆炸是自杀式恐怖袭击，其导致至少34人遇难，超过170人受伤。

　　调查发现，布鲁塞尔“人弹”与2015年巴黎恐袭有关。比利时检察部门指出，两地恐袭都是由42岁恐怖分子哈立德·泽尔卡尼策划。泽尔卡尼生于摩洛哥，在机场自杀式爆炸的两名恐怖嫌疑人分别是易卜拉欣·巴克拉维和“炸弹专家”纳吉姆·拉什拉维，他们都是穆斯林人。布鲁塞尔恐怖袭击很可能是对布鲁塞尔警方4天前逮捕2015年11月巴黎恐袭（导致130人遇难）嫌犯的报复。该名嫌犯叫萨拉赫·阿卜杜勒·萨拉姆，他藏在了布鲁塞尔莫伦贝克区，那里聚居着9万穆斯林人。警察逮捕萨拉姆后，大量穆斯林涌上街头，抗议警方逮捕他们的“英雄”，并向警局投掷石块和玻璃瓶。比利时政府随后出动防暴警察和警犬驱散人群。很快恐怖袭击就发生了。

　　在欧盟，像比利时莫伦贝尔区这样的穆斯林聚居区已不鲜见。由于欧盟高福利的社会保障，穆斯林的生育率是原住民的3倍，穆斯林人口对于欧洲基督教原住民的替代已成为大势所趋。在二战之前，欧洲的穆斯林仅约100万人，在2000年的时候已经超过了2000万，而到了2013年，这个数字就膨胀到了5638万人，其中法国穆斯林已经达到了642万人，超过其总人口的10%；荷兰、德国分别达到了总人口的5.4%和3.7%。而在巴尔干地区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波黑、塞尔维亚，穆斯林人口已经处于绝对统治地位，分别为91%、70%和61.6%。它们已经成为实际穆斯林国家（这是当年美国和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分裂了南斯拉夫，扶持科索沃独立的重要后果之一）。而在2014~2016三年中，这个数字因为难民涌入而更快速上升。

　　由于越来越多的穆斯林移民、难民争夺原住民的就业机会和生存空间，特别是在近几年连续发生的恐怖袭击的生命威胁下，欧洲原住民的反穆斯林情绪越来越高涨，各国极右的反穆斯林、反欧盟政治势力迅速崛起。

　　在意大利，服从欧盟意愿──总理伦奇试图削弱参议会、加强中央政府集权，进而强力推进结构改革──的意大利公投在2016年12月6日失败。在伦奇下台后，意大利必然重新选举总理，组阁新政府，极右的民粹势力──五星运动党有可能上台。这一政党由喜剧明星贝佩?格里洛领导，反移民、反欧洲一体化，在2013年议会选举中异军突起，已成为意大利最大的反对党。

　　在德国，默克尔已经自己吞下了第一个苦果。选民们正用选票表达了对默克尔政府的不满。默克尔所在的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在2016年选举中已经输掉了多个地方议会的选举，其中包括默克尔的“政治老家”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联邦选区的议员选举。

　　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则成为关键性的博弈，反移民、反欧盟、反全球化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风生水起，已经成为法国最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她声称如果当选法国总统，将提起退欧的全民公投。而倘若法国退出欧盟，将是对欧盟的致命一击，因为法国、德国是欧盟的核心国领导国，如果法国退出欧盟，则意味着欧盟和欧元实质性解体。勒庞与共和党提名人、前总理菲永以及独立候选人马克龙等竞争总统宝座。虽然神话般崛起的马克龙在5月7日赢得了第二轮选举，成为新一任法国总统，他将继续支持开放、支持欧盟等政策。但毫无疑问的是，反移民、反欧盟的国民阵线已经成为法国重要的政治力量。

　　国民阵线成立于1972年，由让?玛丽?勒庞创建并长期担任主席直至2011年。此人推崇极端民族主义，煽动种族排外情绪，美化纳粹，倡导法国从欧盟独立。2011年，82岁的老勒庞辞去国民阵线主席一职退居幕后，把他女儿玛丽娜推向一线，接任党魁。玛丽娜接任后竭力改善国民阵线形象，重新塑造为一个“正常的政党”，2014年她还把继续散布美化纳粹言论的老勒庞开除出党。玛丽娜通过反移民、反欧洲、反全球化等民粹主义口号在近年来的全国选举中一路高歌，节节领先。在2015年大区议会选举中，国民阵线第一轮投票中创造了28%的得票率新高。仅从得票率这个角度看，国民阵线已坐拥法国第一大党地位。

　　虽然支持欧盟的温和派马克龙赢得了大选，法国会继续留在欧盟，但是，鉴于勒庞的支持者中大约有40%的选民为18~24岁，这些人构成了国民阵线党的重要民意基础，也是其重要票仓──因为法国的青年人失业率远远高于其他西方主要国家，达到25%。换言之，即便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主政，如果他不能明显地降低法国青年的失业率，并有效遏制伊斯兰恐怖分子对法国国民的威胁，即如果情况继续恶化，勒庞或她的继承人相当可能赢在未来。

　　简言之，此次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只是将暂缓了法国退出欧盟，为欧盟体系的自我巩固赢得了一些时间。况且，类似勒庞的极右政治家在欧洲多个国家已经陆续出现，他们仍将继续发起挑战，关键问题在于以默克尔为代表的欧盟政治家们还有能力维护欧盟统一吗？

　　默克尔们的致命错误：“仁慈错位”与“责任错位”

　　德国作为欧盟的主导国，其两个最主要的错误──没有专注于欧盟各国总体可持续平衡发展、试图包容同化穆斯林，都集中表现在了德国总理默克尔身上，尽管默克尔个人的品德令人敬重，但是她和大多数欧盟主流政治家一样，缺乏因时、因势而变的领导力。

　　尽管2016年9月默克尔“破天荒”承认其难民政策存在错误之处，她说会努力确保2015年德国边境因难民危机而混乱的局面不再重演，“没人希望去年发生的事情再次上演”。她还承认，自己和政府没能更快做好准备应对中东地区武装冲突引起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如果可以，我希望时光倒流很多、很多年，这样我就可以使政府为此做好准备。”

　　默克尔的这个认识显然不到位，她对以下两个关键问题的认知仍不清醒。

　　一、这个时代、这个世界的本质问题是由于贫富分化、地球资源瓶颈所导致的经济增长停滞乃至萎缩，特别是人工智能+机器人革命对就业的极大冲击，使得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不得不把保就业作为稳定社会的首要任务。而欧盟原本就面临诸多国家一体化的内部矛盾，这时候，放任非法移民和难民流入，必然激化矛盾，对内部阶层和民族冲突火上浇油。

　　二、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对于异教徒是残酷和血腥的。《古兰经》中多次强调，不信服默罕默德的人，将入“火狱”，杀死他们的人是真信徒，会进入天堂。事实上，试图使伊斯兰虔诚信徒认同并同化于欧洲现代文明，那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也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是同源而对立有关）。而穆斯林人的高生育率将会逐渐使欧洲拥有越来越多的伊斯兰色彩，这势必会激起欧洲内部极右势力日益升级的政治反弹和暴力回击。

　　由于默克尔等欧盟主流政治家对此缺乏深刻的认识，她才说不是难民政策错了，而是政府准备不到位。其实，她的真正错误是──“仁慈错位”了──在欧洲一体化中，弱势国家、地区人民是受损者；加上机器人革命中，他们失去了越来越多的工作，仅剩的工作又常常被廉价的移民劳工抢走，更何况他们还遭受了来自移民和难民中恐怖分子对生命的直接威胁，即欧盟和德国的仁慈应该更多地给到这些原住民受损害者，欧盟可以通过整体产业的合理布局，给这些弱者更多的培训，使得欧洲一体化能够在经济利益上均衡发展。而不是现在红利大多被德国享受了，而德国主导的欧盟却一再要求弱国削减福利、调整结构。默克尔们的“仁慈”给错了──没有给到该扶持的弱国弱者，而是给了移民和难民。

　　尽管默克尔的个人品德无可挑剔，但她钟情于新自由主义、如同“圣母”般包容仁慈的美好愿望是一厢情愿的──基督教和西方现代文明根本同化不了伊斯兰，过去一千多年中这两种文明发生了无数次战争，直到“9?11”事件和阿富汗战争，两者从未真正和解过。尽管德国在二战后曾经以二三十年的时间赢得了欧洲的原谅包容，但现在时代和对象都不同了，同化穆斯林比欧洲内部同化要难百倍千倍，而历史只给默克尔们留下了最多3~5年的时间，即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梦想。

　　默克尔们或许认为，将饱受战争灾难摧残的中东、北非难民拒之门外是不人道的，他们向往欧盟，这就是欧盟的责任。这种思想正是默克尔的第二个重大思维错误：“责任错位”──难民应当由制造难民的国家和组织承担责任，比如美国和ISIS，而不是美国“捣乱”，欧盟“顶罪”。

　　坦率地说，从包容的人道主义、健康的生态文明角度，欧洲，特别是德国代表了人类良性可持续发展的新文明方向和最高水平。但是，欧洲的政治家过于理想主义，特别是以德国总理默克尔为代表，她们对于自由主义过于信仰，仍然沉浸在二战以来欧洲文化忏悔、包容、同化的氛围中。他们对于当今欧洲青年人的愤怒和反抗重视严重不足，特别是对于穆斯林不可能被欧洲文明同化缺乏清醒认识。

　　所以说，欧盟真正的危机不是来自于外部──特朗普政府希望缓和与俄罗斯关系对欧盟有利，英国退欧后也很难再干预欧洲财政、政治和军事一体化，这方面欧盟反而获得难得机遇。真正的危机在于默克尔所代表的老派欧洲主流政治家的仁慈、包容和同化的政策执念，尽管这种政策曾经是正确的，使得曾经相互仇视到发动世界大战的欧洲诸国逐渐走到了一起，才有了欧盟的今天。

　　然而，现在时过境迁了，此前欧洲人仁慈、包容和同化的前提是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这令欧洲幸存者刻骨铭心地明白，战争方式不可能实现欧洲统一，必须走和平包容的道路，因为通过和平包容方式付出的代价再大，也大不过世界大战。然而，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70多年了，对战争灾难有着切肤之痛的人们已经逐渐死去，这个传统和平包容统一的动力机制正在衰竭。而对和平统一中成长起来的欧洲年轻人来说，两次世界大战太遥远，失业造成的生活信心沦丧、来自于伊斯兰恐怖主义的生命威胁才是切肤之痛。

　　如果以默克尔为代表的欧盟政治家们不能对此深刻体悟并主动响应，不能在欧盟各国的均衡发展上下大功夫，不能对弱国弱者以更多的扶持和帮助。那么，会有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出于对他们包容穆斯林不满，以欧洲失业青年的愤怒为主要力量的民粹主义，最终会把默克尔们连带欧盟一起抛弃和埋葬。

　　即欧盟未来有着最大的不确定性，如欧盟政治家对于伊斯兰极端恐怖分子越严厉，移民、难民政策越保守，则欧洲会更团结，欧盟预期会越稳定；同时，欧盟政治家对于威胁脱欧者（比如希腊）和主动脱欧者（比如英国）越严厉，则欧盟内部分裂的力量就会越微弱，欧洲一体化会更迅速取得成效。反之，如果继续对移民难民仁慈包容、对恐怖嫌疑分子软弱无力；同时在对英国脱欧表现得犹豫不决、软弱可欺，则欧盟很可能将在迅速强大的各国民粹主义中瓦解。就像新自由主义在英国公投、美国大选中的失败一样。

　　历史已经给默克尔为代表的欧盟政治家一张终极试卷，如果他们不能正确回答，并迅速改弦更张，拨乱反正，那么，2017~2020年，欧盟很可能会走到其历史尽头了。坦率地说，倘若如此，这不仅是欧洲的一大悲剧，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次重大损失。遗憾的是，德国人至今对此并没有清醒认识，根据2017年2月的民调机构Emnid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德国社民党的支持率已经达到32%，这是该党10年来最好成绩。而舒尔茨个人的支持率更是达到46%，领先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6个百分点。

　　在2012年到2017年一直担任欧洲议会议长的舒尔茨能言善谈、话锋犀利，也以敢于直言著称。在特朗普禁止7个伊斯兰国家公民入境美国后，舒尔茨在一次讲话中指责特朗普是“通过无耻和危险的论断，对少数族群进行攻击”，“这是打破禁忌的做法，是让人无法忍受的”，他还对特朗普关于“酷刑有用”以及“在美墨边境建高墙”等言论提出批评。

　　显然，舒尔茨也没有认识到来自欧盟原住民受损者强烈政治反弹的危险性，即无论是默克尔还是舒尔茨在德国大选中获胜，德国和欧盟很可能没有足够重视和应对能力，在最后有限的时间内，避免欧盟的解体。

　　人类陷入四重危机各大国饮鸩止渴迷失方向

　　当人类文明走到西历2017年，人类各主要大国都忙于解决自身紧急而迫切的难题，而出现了缺乏大国擎起人类文明火炬、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奇特现象。这在人类近当代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而令人恐惧的是，人类社会正面临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复杂艰巨挑战。

　　这并非危言耸听。美国已经抛弃了近百年来的国际责任，它曾经举起过的“火把”──如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人权等，已被新任总统特朗普抛弃了，美国主流精神正在倒退回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特朗普政府正在给外国移民和商品修建“长城”，而毫不顾忌地宣称“美国第一”；欧盟的主要领导人，比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前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他们虽然仍在坚持全球化和自由主义，但是欧盟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财政鸿沟、越来越严重的宗教民族冲突，他们能够力保欧盟不解体就已经额手相庆了；俄罗斯在石油价格大跌和西方经济制裁所导致的财政危机中苦苦支撑，并对北约日益迫切的军事威压准备随时反击；伊朗和以色列正因为宗教和宗族冲突陷入了核武器威慑下的“毁灭与被毁灭的死循环”；日本则在中美两大国的挤压中，在福岛核危机扩散阴影下，严重老龄化的社会越来越丧失活力，社会主流精英充斥着对中国孤注一掷进行战争挑战的赌徒心态；而曾在很多人眼中充满未来希望的印度，渴望崛起的莫迪政府悍然地单方面地废止全国大额钞票，甚至命令警察入室搜夺居民黄金，这种“类法西斯行为”已经使印度丧失了大国崛起的基本道义基础。

　　相形之下，中国正成为新的希望所在。中国有着特朗普所羡慕的中央集权，这曾经是美国最常攻击中国的标靶；有着欧洲所羡慕的相对可控的宗教和民族关系（欧洲一些国家曾经支持西藏和新疆分裂等宗教恐怖势力，而今他们正自食类似的苦果）；中国有着令俄罗斯羡慕的气候地理和综合国力，其13亿人口的庞大市场，堪与美国媲美。

　　最难得的是，中国涌现了一位类似普京勇于担当的集权领袖──习。与普京不同的是，他拥有更成熟更有柔韧性的政治能力，尽管他现在主要精力正在逆转中国30年来政治宽纵导致的严重官僚腐化，他要面对30年来非常严重透支的国力民生，还要面对美国政府和美元势力等外部竞争者的围追堵截。然而，他并没有忽视中国的国际责任，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在2017年1月的达沃斯论坛上毅然接过美国放弃的“全球化”的大旗，为了世界各大国在“地球村”时代，不得不共同面对人类未来的严峻挑战守卫了沟通基础。

　　在当今世界如此错综复杂的巨大挑战面前，“人类的出路”到底何在？无论是对世界各国领导人，还是对人类任何最顶尖智慧的精英，都是太沉重的课题。在当今国际上“各国各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甚至是孤注一掷转嫁危机的主流氛围中，人类正面临的四重空前严峻挑战却被忽略，这其中任何一个挑战的解决都需要全球大国和人类精英的共同努力，更何况是四重超级挑战的叠加和交织：

　　一、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分化导致了社会阶层冲突加剧，表现为越来越严重的消费萎缩的危机，这是各国量化宽松（印钞）所无法解决的。但是，现在全球没有一个国家把解决贫富分化问题作为主要战略目标，更别提有效实际的行动了。各国政治家们更关注的是供给，如何提高科学技术的效率，使得自己国家能在日益消融的“消费雪糕”中多争咬一口。

　　二、更严峻的课题是，人类封闭的“地球村”正面临空前的资源供应危机，除了众所周知的石油等能源供应挑战外，更加严重的是铜、银、铟等可开采金属矿产仅够人类使用10~20年，而这些不可再生物质一旦消耗殆尽，就意味着资源的枯竭。而世界人口已经在2016年已达到了74亿人，而且仍然按照大约每十多年增加10亿人的速度在增长。

　　三、文明的冲突空前严峻。由于越来越严重的地球村资源供给危机，世界人口快速膨胀，世界各主要文明间对于地球有限生存空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文明的冲突在冷战结束后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从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的长期征战；到“9?11”恐怖袭击，美国与伊斯兰的直接冲突；再到现在全球范围内的伊斯兰通过生育和移民扩张与当地势力反弹；再到美国“重返亚太”，美军对中国军事威慑……文明的冲突不仅在国家间日益尖锐，而且已经深入为西方社会内部的社区冲突、生存方式冲突。

　　可悲的是，直到今天，全球主流精英甚至没有找到文明冲突的根源在哪里──其实是在各宗教的基本原始教义中！即把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放任为“残酷屠杀异教徒”──这从根本上否定了作为人类社会底线基础的人道主义。人类社会甚至至今都没有开过一次权威性的宗教大会，以建立各宗教的基本人道底线，以及和平共处的包容机制。

　　四、更迅猛扑面而来的是，人工智能+机器人的突飞猛进，正在摧毁现代人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正在摧毁当今人类主流的西方现代文明的最根本基础，而世界主要大国领袖们根本没有重视这是一种巨大颠覆性的力量──很可能在未来30内摧毁人类文明。

　　当今人类文明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明为主流的，而现代西方文明是建立在对人的两种优越性（对其他生物）前提上的：其一是人的大脑思考逻辑推理能力──“我思故我在”；其二是建立在人的身体肢体的灵活性可以驾驭复杂机器的优越性。这两种能力在人类出现以前，乃至在三、五十年前，地球上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比拟的。

　　然而，人类自身创造出来的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正在彻底瓦解这种优越性。现在人工智能无论是记忆、计算和推演能力方面已经超越人类，而在联想力、建立模型等能力方面正在快速赶上，并将很快超越人类。简言之，如果以西方现代人的意识逻辑能力而言，人工智能将在20~30年内超越任何人类的顶级大脑。人工智能“阿尔法狗”（AlphaGo）击败了人类所有顶级围棋高手仅仅是个开始。另一方面，随着机器人技术的突飞猛进，机器人本身的力量和坚固性已经远超人类，而其灵巧性和稳定性，如今也在大部分领域超越了人类，并将10~20年内全面超越人类。

　　随着人工智能的意识思辨能力+机器人的行动力方面全面超越人类，其将带来极大挑战性，比如说，人类失业将大量、大面积乃至普遍性地发生，无论是工人、司机、程序员乃至华尔街的操盘手，因为人的记忆、计算、推论、行动等等能力都被人工智能+机器人替代，而人工智能+机器人却没有人类在工作中的负面情绪，更不用支付工资。由此，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彻底失效，人类将逐步发展到失去绝大多数劳动价值，即绝大多数人类在资本寡头和人工智能的眼中将可能沦落为消耗生活必需品的“地球垃圾”，而要清除他们。其实，好莱坞的电影已经N多次预演了这种可怕的未来。

　　尽管这种悲惨未来也存在不会发生的可能性，但无论如何，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基本思维体系下，人类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面前将很快丧失任何优越性，人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正被从根本上被瓦解。在这种沮丧+末日的心态下，前三重危机──贫富分化的危机、资源枯竭危机和文明冲突危机必然会加速恶化，此四种危机的叠加已构成人类有史以来空前复杂艰巨的挑战。

　　这种挑战比百年前人类爆发惨烈的第一、二次世界大战要严峻的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914年，地球上的石油刚刚被发现不久，各种能源和矿产资源对人类来说几乎都是无限的，而地球人口仅仅18亿人。今天，世界人口已经高达74亿人口，很多不可再生资源的供给都已经达到抛弧线顶端并下降。人类自我毁灭的险峻性远远超过百年前，更不要说现在是四种危机的相互叠加恶化的状态。

　　一言以蔽之，人类的大国领袖和精英应当以前所有未的紧迫感，去正视、去解决这个“末日危机”，而不是为继续获取资本暴利而加速危机到来，加速冲向末日悬崖。

　　人类还有机会自我挽救这最后的危亡吗？人类文明还能找到可持续发展道路吗？我认为这是可能的，当然这首先需要人类领袖和主流精英重新找回人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即人的“神性”与“人性”，进而重建人类文明对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自信，再以“全息立体思维方式”将各国各文明面临的问题各归其位，有条不紊地解决。

　　那么，这种早被西方现代文明否定的“神性”真的存在吗？从哪里可以找到它？如何以它为基础再造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新系统？本书将试图给出新思路。如果你自认为是一位人类精英，那么，来参加这个对人类顶级智慧（人工智能永远无法理解）的检测和挑战吧，你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