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中产阶级为何如此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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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中产阶级，尤其是一二线城市的中产阶级，可能是这个星球上心理最焦虑的一个群体。随便列举一下，目前社交媒体上流行的“35岁危机”、“中年油腻男”、“财务自由”、学区房、子女教育等问题，无不深深渗透了中产阶级的焦虑感。有多少男子的头发因此而少，有多少女子的皱纹因此而生啊。

　　笔者总结了一下，中产阶级的核心焦虑有二，一是自身收入与财富水平缩水的焦虑，二是自己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然而归根结底，其实都是自己或孩子不能继续实现阶层跃迁、甚至可能面临阶层下滑的焦虑。换言之，当前中产阶级的焦虑感，与中国目前阶层之间流动性的显著下滑关系密切。

　　我身边的中产阶级朋友们平时都在忙什么呢？我总结了一下，除了日常工作之外，他们大致在忙三件事情。

　　第一是如何提升自己。例如，不少朋友平常在听喜马拉雅与得到，他们希望能够充分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拓展自己的知识面。不过，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好玩，而是为了“不落伍”。又如，很多朋友开始投身于健身、健走与长跑。不过，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好玩，而是为了“提高自身抗压能力”，从而能够更好地投身于工作。再如，不少朋友纷纷去上学费昂贵的名校EMBA课程。不过，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单纯学习，而是为了“更加有效地拓展自己的朋友圈”。

　　第二是如何更好地配置家庭资产。朋友们聚会，讨论更多的话题往往是房子、股票、基金、理财产品。我家住在望京，我经常在一家较大的咖啡厅工作，时间已经有五六年。最近几年，邻座咖啡客的谈话的焦点已经基本上转换到“私募”、“A轮”、“估值”、“对赌”、“退出”的问题上来。虽然自身资产未必很多，但很多朋友都在考虑海外资产配置、全国房产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大宗商品期货等问题。

　　第三是如何提升孩子的竞争力。这又包括：第一，让孩子上更好的幼儿园、学前班、小学与中学。由于中国优质教育资源的分布非常不均衡，这个问题就演化成是否要买学区房，以及如何买到更好的学区房的问题；第二，要让孩子有限的课外时间，如何更加高效地分布到各种各样的兴趣班上，无论是奥数、外语、国学、逻辑，还是音乐、绘画、舞蹈、钢琴，恨不能把孩子塑造成“经天纬地”的全才；第三，不断地给孩子加压，“隔壁家”的孩子如何如何了，“朋友们”的孩子如何如何了。似乎只要孩子不努力，未来就会沦落到不知何种地步了。“当你的孩子在玩耍时，其他孩子正在如何如何拼搏”这样的帖子在微信上屡见不鲜。由此造成的结果，似乎是孩子们的早熟与早衰。知识面固然广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却似乎下降了。孩子的简历的确看似丰富了，孩子独立生活与抗压的能力却下降了。

　　简言之，中国的中产阶级如此忙活，一是为自己，二是为孩子，而忙活背后的核心逻辑，是害怕“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其中最深层次的担忧，似乎是害怕“阶层停滞”甚至“阶层下滑”。

　　中国当前中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自身都经历了通过努力而实现阶层跃迁的过程。姑且举个例子。在1980年代与1990年代，一个农村家庭出身的孩子，通过自身努力，高考考上一个名牌大学。当时上大学学费不贵、还有补贴，他上大学之时，就是家庭减负之日。大学毕业后，他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例如国企、外企或者政府机关，自身完成了从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的跃迁（这个过程被很好地刻画为“鲤鱼跳龙门”）。与此同时，当时，一个人进城，可能带着自己的弟弟妹妹进城，这不仅改变了一个人的阶层属性，而且改变了整个家庭的命运。在这个时期，草根阶层出身的年轻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成为城市中的中坚阶层甚至精英阶层。由于阶层之间流动性很强，这个时期，年轻人的焦虑感并不强烈。

　　然而，过去10多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些变化的结果，是造成草根阶层的年轻人，要转换自己的阶层属性，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同样以出身农村家庭的年轻人为例，来讲述时代与社会的变迁。

　　首先，农村家庭的孩子现在要考上重点大学，已经越来越难。原因是城乡教育质量的差距可谓一日千里，越来越大；

　　其次，目前中国大学教育的现实是，学校越差，学费越贵。因此，这个孩子上大学之时，可能就是家庭举债之日。而大学毕业找工作也越来越难，因此这个孩子大学毕业之时，可能就是家庭违约之日；

　　再次，即使这个学生好不容易找了个不错的工作，自己进了城。然而，在当前的社会里，一个成功进城的年轻人，想带着自己弟弟妹妹进城，遭遇的压力可就巨大了。这样的年轻男子，被称之为“凤凰男”，是社交媒体上批评的重点。“嫁人不嫁凤凰男”。然而，1980年代与1990年代的大学生，很大一部分都是“凤凰男”。凤凰男的风行意味着，一个有着多位子女的中低收入家庭重点投资某位子女教育的收益率是很高的。而整个社会对于凤凰男的鄙视，则意味着中低收入家庭重点投资某位子女教育的积极性将会显著下降；

　　第四，即使一个草根阶层的年轻人成功地转化成了城市里的中产阶级，他的焦虑感非但不会减轻，而且极有可能加剧。例如，他马上会面临是否购买房产、购买哪儿的房产、、借多少钱、从哪儿借钱等重重考验。即使买了房之后，刚安顿下来，成家立业之后，又会面临是否要为子女教育而换房，特别是换学区房的考验。子女教育刚安顿下来，通常老人的健康问题又接踵而来。换言之，成为中产阶级之后，自然会面临中产阶级的一大堆困扰。即使那些已经做得非常成功的人，也会由于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做得更成功的人的案例，而不得不继续焦虑、继续拼搏。

　　总之，笔者在上文中讲述的故事，其实就是中国阶层间流动性由强转弱的故事。用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出身草根阶层的年轻人，通过自身努力来实现阶层跃迁的概率明显下降的故事。试想，如果一个人通过自己努力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与命运，这个人的焦虑感自然会越来越强。其实，社会里流行的俗语也能够反应上述变迁。在1980年代与1990年代，社会上流行“知识改变命运”的说法，这说的其实就是通过教育完成阶层跃迁的故事。而在当前社会，流行“拼爹”的说法，这说的其实就是子女这一代人的阶层属性取决于父母那一代人的阶层属性的故事。

　　那么，是谁抽掉了从草根阶层向中坚阶层跃迁的“梯子”呢？笔者认为，房地产与教育，可能是降低阶层流动性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首先，由于过去十多年间房价飞涨，中国事实上已经形成“有房阶层”与“无房阶层”两个群体，房价飙升是造成过去十多年来财富分配差距加剧最重要的因素，没有之一；其次，中国城乡教育差距的拉大、优质初等与中等教育资源的稀缺、优质职业教育的稀缺，也是加剧年轻人完成阶层属性切换的很重要障碍。

　　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变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果说，对低收入阶层而言，减贫至关重要的话，那么对中等收入阶层而言，如何重塑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如何降低中产阶级的焦虑感，就变得非常重要。

　　而要重塑阶层之间的流动性，至少有三方面的政策需要出台：第一，如何通过更加完善的收入再分配机制，避免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扩大，这意味着遗产税、房产税、资本红利税等再分配措施亟需出台（当然，中国居民部门整体税负已经在全球位居前列了，征收这些新税种的前提，应该是其他税负的削减）；第二，如何通过多种手段来满足人民群众的居住需求，而不要让所有人都去追逐商品房。这就意味着公租房、共享产权、租售同权等尝试需要加快落实并扩大规模；第三，如何让草根阶层的民众以较低成本能够享受更高质量的教育，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应通过向民间资本的开放，来提供更多的更优质的初等、中等、高等优质私立教育资源的供给；另一方面，应将更多政府资源投入到公立教育体系，切实降低中低收入阶层家庭享受更高质量公立教育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