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发的故事》

曹建明

    汉代独尊儒术，让你蓄发以示忠孝。蓄了发，便认了作忠臣孝子的本份。1644年清兵入关，开始强迫汉人留辫子。剃头人沿路拉人剃发，谁敢抗拒，便砍下头来挂在旗竿上，再去拉别的人。剃头担上的旗竿，三百年前是用来挂头的。目的就是使汉人从身体到心理上做到臣服，通过对人心理上的威慑而使人甘于被奴役的地位，使被奴役者在抵抗、适应、同化中由被动的奴役转化为内在的心理审美需求，成为支配他们审美价值判断的标准。为实现这一目的，清军残忍地砍下了千百万个头，骇人听闻的“扬州十日”和“嘉定屠城”，饱含着中华民族多么深刻的灾难。到了清末，没有辫子就成了“反叛”了，满人的辫制，也成了自己祖宗的家法，不仅自己欣然接受，而且容不得他人的冒犯和僭越，国人此种的心态，复杂而又可恨可悲。
鲁迅《头发的故事》的主角N先生在清朝末年留学东赢时剪去了作为大清国臣民象征的辫子，此举招来“无辫之灾”，让几位盘辫子的同学们感到“很厌恶”，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N的官费，差点被断送了学业。不几天，这位监督却被邹容剪去辫子逃走了。回国后，为了生计谋职，他被迫装上假辫子，可是却招来旁人的“冷笑”，甚至险些被告官，拟为杀头的罪名。有一位本家，还预备去告官，因怕国民党江山易手成功，得罪新的得势政权，才作罢。N先生欲退让不能，想抗争也不能，无所适从。周围都是被封建礼教侵蚀了的灵魂，他陷入了一个无形的牢笼，绝望的境地，感受到“终日如坐在冰窖子里，如临危险”般无可奈何的痛苦。在剪辫子的问题上，受到的传统势力的抵制，绝大多数人成为文化痼疾的主动践行者和自觉维护者，做稳了奴隶之后，绝大多数人把没有辫子视为“反叛”，辫子与民族的命运就紧密相连了，中国人的辫子名分信仰，竟然顽冥到了近乎图腾崇拜，这是何等可怕的奴隶性的“国人的魂灵”！
电影《神鞭》，清末民初的天津卫，小贩傻二以祖传辫子功打败东赢武士，享誉津门，被誉为“神鞭”。老乡刘四叔随义和团来天津找傻二，傻二从刘四叔口中了解到祖上原来练的是佛门的问心拳，需剃光头。清军入关后，男人必须留辫子，祖先于是把功夫改用在辫子上，创出了奇异的辫子功。金子仙开导傻二说：“洋人想偷神鞭，意在夺我国民之精神，身上的毛发乃是祖先的精血凝成，一根不得损伤，你该视为国宝，加倍爱惜。”傻二感觉脑袋后面好像拖着整个大清江山那么庄严，那么博大，那么沉重。辫子功不能外传，傻二娶菊花想把祖宗的功夫传下去。欺善怕恶的地痞玻璃花，剪发换装混得在新社会重建个人势力的机会。思想一样封建，换汤不换药，这样的社会不会有实在的变化。
辛亥革命一个突出的标识是男人都剪掉了辫子，封建传统思想意识依然根深蒂固占据着他们的头脑，同时也顽固地统治着社会，人的意识并未在民众的心田中播下。辛亥革命对于精神层面的无形之辫，对于民族意识深处的帝制观念和国人头脑里根深蒂固的奴性丝毫没有触动，奴隶们仍然麻木。
辫子凝聚了在满清的刀与汉人的血的威逼下养成的深厚奴性、对历史伤痛的深度健忘甚至毫无察觉、对正统观念的盲目认同。即便说这一根辫子上体现了国民的全部劣根性也并不为过。头发的故事里，所隐含的是无尽的伤痛。
中国人的命运顶多是一群留辫子的投机者，用武力征服了已经没落的留辫子的统治者，历史的死结依旧没有打开，仍然步履维艰，中国人注定还要继续重复。
鲁迅说：“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 一条辫子的革除，反映出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许寿裳说：鲁迅对于我们民族有伟大的爱，观察越加精密，而暴露症结也越加详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