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俊：大汉朝如何陷入文景盛世的金融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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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朝覆灭之后，民不聊生，天下凋敝不堪：

    司马迁说，即使天子都竟然找不齐四匹同样颜色的马：“事务繁剧而又财政匮乏，自天子以下竟然找不齐四匹同样颜色马拉车子，大将丞相有的只能乘坐牛车，老百姓家没有一点余粮。”[1]

    无良商人囤积居奇，使物价飞涨：“而不守法令、追逐暴利的商人囤积居奇以操纵物价，以致物价飞涨，米价涨到每石一万钱，马一匹价值百金。”[2]

    面对商人趁火打劫，高祖采取了抑制商人的政策。

    高祖去世后，“孝惠帝、高后时期，因为天下初得安定，重又放宽对商人的法律。”[3]

    曹参接任萧何丞相之职后，将“无为而治，休养民生”的黄老之道作为国策：“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4]

    文帝刘恒（前202-157年）与景帝刘启（前188-141年）都遵此国策，使汉初经济恢复繁荣，史称“文景盛世”。

    然而，文帝景帝的许多国策已经严重违背了黄老之道“有所不为有所为”的思想，政府彻底退出市场，彻底放弃货币金融权，任由私人铸造，发行供给货币：

    夏四月， 废除盗铸钱令， 允许私铸。重新铸制四铢钱。[5]

    于是汉朝货币混乱不堪，被少数金融大资本操控。

    贾谊（文帝时任博士，迁太中大夫）上书说道：法律允许私人用铜锡铸造钱币。敢用铅铁掺杂而为奸巧的人，其罪罚是黥。但情况是，不掺杂弄巧就不能得利；而掺杂越精妙，得利就越丰厚。事情招来祸害，法律引起邪恶。如今令小民都能铸造货币，各自躲藏着进行铸造。禁止他们奸巧获利，即使每天判处黥罪也不能制止。近来，百姓抵罪，多的一县达百人之多，官吏所怀疑被鞭笞逃亡的人更多。制定法律来诱导百姓，使他们落入陷阱，没有比这更多的！以前禁止铸造钱币，死罪积累到下面；现在公开铸钱，黥罪积累到下面。制定这样的法律，皇上 将依赖什么呢？

    使用钱币，各郡县不同：有的用轻钱，一百再加若干；有的用重钱，即使所称重量相同也不被接受。依法制定的钱币无立足之地，官吏想统一吧又太烦琐，而且力量不够；放任自流吧，那么流通的钱币就极其混乱。如无有效治理之法，国家金融走向何方？

    现在弃农采铜的人曰益增多。他们用炉炭冶炼钱模，劣币一天天增多，五谷却不见增多。善良的人心动而走上邪路，小心谨慎的百姓陷入刑戮，这很不公平，如何能忽视呢！……奸邪的行为一次也没有被法令制止，法令反而多次崩溃。这是铜资源分散所造成的。铜散布天下（国家不能统一所有，统一开发铸币），这是所造成祸害的根源啊！[6]

    于是，贾谊企图说服皇上采用管仲当年的政策，将铜资源统一由国家占有，掌握金融权，用轻重术调控市场。然而：

    皇上没有听从他的话。这时，吴王凭借自己是诸侯就在山裹铸造钱币，富比天子，后来终于成为叛逆。邓通，是大夫，因为铸钱币，财产超过君王。因此吴国、邓通的钱流行于天下。[7]

    这种颠覆性错误的国策使国家彻底丧失金融货币权，被私人资本掌控。他们通过铸币暴富，并凭借其经济实力叛乱，挑战汉朝国家的中央权力。

    与此同时，社会很快贫富悬殊两极化。遇到天灾人祸，农民只能卖田地、卖房屋、甚至卖子孙。贾谊与晁错（景帝内史，后升迁御史大夫）都看出这些盛世陷阱。他描述道：

    农民这样辛勤劳动，况且再遇到水旱天灾，加以官府催逼赋税残暴横虐，征收有内忧定时，早上下命令，晚上就更改，没有东西可买的人，就以加倍的利息去借贷，于是就出现了卖田地或子孙来还债的事情。[8]

    班固记载：那些商人，大的囤积居奇，榨取翻倍的利润……乘朝廷急需物资的机会，成倍的抬高物价，牟取暴利。

    ……他们仗着有钱，结交王公贵族，权势超过了官吏，为利益钱财，互相倾轧。他们游逛千里，头带高冠，车顶华盖，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他们乘坐豪车，驾着骏马，脚穿丝鞋，身披缟衣，这就是商人掠夺农民、致使农民流浪逃亡的原因呀。[9]

    贾谊在《论积粟疏》中发出大汉朝危险的警告：

    年景不好，没有收入的时候朝廷就出卖官爵，人民就卖儿卖女……假设不幸有方圆二三千里的大旱，国家用什么去救济老百姓呢？突然边境上发生了战争，几十万，上百万人的军队，国家用什么去供应他们？兵灾、旱灾交加而来，国家物资就会奇缺。那么，那些勇猛力壮的人就将聚众到处抢劫；那些年老体弱的人也会易子而食。

    朝廷的权力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达到的，那些边远地区不安分的人，就都同时起来争夺天下了。到那时才感到惊骇而图谋治理国家，难道还来得及吗？……本来可以使人民富足，国家安定，现在竟出现这种使人畏惧担忧的情况，我暗暗为陛下深感可惜啊。[10]

    晁错尖锐地批评道：许多所谓惠民的法律与政策，表面上有利于农民，而实际上对地主、商人更为有利：

    现行法律政策好像轻视商业，重视农业，可事实是商人已经富贵起来，农民却贫困卑贱了。因此，一般人所看重的正是君王所轻视的，一般官吏所轻贱的正是法律所重视的。如此上下相反，善恶颠倒，这样，想要国家富强，法制建立是办不到的。[11]

    国家金融货币权完全掌握在私人手中，不仅导致了吴王积累资本造反叛乱，汉武帝登基后，北有匈奴虎视眈眈，西有西羌进犯，内有天干、水旱、蝗灾、黄河泛滥等各种灾害频发。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积累的国库已经消耗殆尽。到七国叛乱时候，要平叛都没有军费，不得不向金融家们借高利贷。

    然而，金融家们连高利贷也不肯借贷。

    吴楚七国叛乱时，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跟随大军出关作战，向放债人家借高利贷钱以供军旅使用，高利贷者认为他们的食邑封国都在关东地区，关东的战事胜负未定，都不肯借。[12]

    雄心勃勃要北驱匈奴，西御西羌，内平叛乱的汉武帝陷入文景盛世后的金融陷阱而不能自拔。

    此时，大汉朝，危也！中华文明危也！

    汉武帝如何走出这一困境？

    世界著名文明史家威尔。杜兰认为，是他实行了社会主义，才使汉朝走出困境，并因此达到了中华文明的鼎盛时代。

    [1]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史记。平准书》

    [2]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史记。平准书》

    [3]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史记。平准书》

    [4]《史记。曹相国世家》

    [5]夏四月， 除盗铸钱令，更造四铢钱。《汉书。文帝纪》

    [6]贾谊谏曰：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参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掺杂之甚微，为利甚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众。夫县法以诱民，使入陷井，孰积如此！曩禁铸钱，死罪积下；今公铸钱，黥罪积下。为法若此，上何赖焉？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虖，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苟非其术，何乡而可哉！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善人怵而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将甚不详，奈何而忽！国知患此，吏议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术，其伤必大。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故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汉书。食货志上》

    [7]上不听。是时，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后卒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钱布天下。《汉书。食货志上》

    [8]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汉书。食货志上》

    [9]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乘上之急，所卖必倍……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汉书。食货志上》

    [10]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岁恶不入，请卖爵、子……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赢老易子而咬其骨。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窃为陛下惜之！

    [11]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汉书。食货志上》

    [12]吴、楚兵之起，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貣子钱家，子钱家以为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予。《汉书。货值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