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庭宾：中、欧、俄绝地反击可避免美国完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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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100多年来，西方现代文明对中华文明一直保持咄咄逼人的进攻，主要有两个动力：一是西方内部民主制衡而将压力向外转移，形成一致性对外掠夺对内分配的进攻性文化；二是自蒸汽机革命以来，西方军事技术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然而，随着中国人在过去100多年的持续追赶，特别是最近20年，中国军事技术突飞猛进，中国与美国的总体军事差距缩小到了100多年来最小距离，已经具备在沿海一二千公里内常规战胜美军的能力，如果中国在战略核打击方面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就已基本具备与美国“玉石俱焚”──对等威慑的实力。再加上西方文明内部因为利益与荣誉之争的分裂和博弈，即美国已失去了对西方现代文明的统治权，它所代表的西方现代文明首次失去了用军事优势左右中国命运的能力。

　　中国对西方利益输送赢得军事崛起时间

　　2016年7月12日，强大的美国海军在南海尴尬地退却了，就美国海军而言，这几乎是百年以来的第一次，也可以看成是西方现代海军在异文明前的第一次退却。

　　这个时间正是由美国、日本导演推动、菲律宾提出的所谓南海仲裁案宣布结果的时候，此前美国强烈要求中国要遵守这个仲裁结果，而在结果没有出炉之前，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它的结果──完全否定中方在南海主张的权益，一边倒向菲律宾和东南亚国家。当然，美国不仅是呼吁，而且派出了海军重兵，包括里根号航空母舰、二艘巡洋舰、六艘驱逐舰和一艘攻击型核潜艇在内的庞大舰队，进入南海，摆出了一副不惜与中国解放军决战，帮助菲律宾等国全面夺回中国新建岛礁的魄力。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在仲裁结果毫无意外地出炉后，南海上并没有出现美军舰炮火和巡航导弹齐发的壮观景象，就像当年发生在科索沃、伊拉克那样，而是十分安静──该舰队的主力，包括里根号航母、二艘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和核潜艇已经悄然撤出了中国南海，而转移到菲律宾东海的太平洋上。

　　这令世人莫名惊讶了，为什么强大的美国海军首次退却了，服软了？显然不是这场仲裁很快被揭露出来纯属闹剧──它冒充打着海牙国际法庭的旗号，其实根本不具备法律效应，连海牙国际法庭都看不下去了，亲自出来辟谣与它没有任何关联，只是房子租给了这个仲裁庭……这些都是美军舰退却后才被陆续揭出的。那么，真实的原因只有一个，此前已经在南海进行连续多日演习的中国海军给了美舰队巨大的压力，使美军失去了胜利的信心。

　　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但它却在世人眼睁睁注视下发生了。20年前的1996年，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提出“两国论”，要搞台独，中国大陆威胁要解放台湾，也在东南沿海频频进行军事演习。然而，当美国两个航母战斗群一南一北部署在台湾海峡两侧，解放军就无可奈何，只好偃旗息鼓了；1999年5月，美军更是使用从本土出发的最先进隐形轰炸机B2，悍然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这种行为等同了侵犯中国领土。然而，中国却不得不接受美国苛刻的勒索──基本按照美国要求加入了WTO。然而，仅仅20年过去了，在远离中国大陆1000公里的南海南部，美军已经没有了战胜中国解放军的把握，这20年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事实上，在过去20年中，美军面对中国解放军，即便是其最强大的海、空军的优势已经被很大地削弱了，特别是在中国周边2000公里之内。从战略上讲，美国军事优势的削弱，与美国和美军先后陷入金融危机和反恐泥潭有关；也与中国实施对美国利益输送、韬光养晦的政策有关，这使美国误判了中国军备进步速度，中国瞒天过海地实现军事技术和军事装备突飞猛进有关。

　　在过去100多年的博弈中，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之所以一直保持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西方民主制度实行内部制衡而将压力向外转移，这形成了一致性对外掠夺对内分配的进攻性文化；二是自蒸汽机革命以来，西方军事技术一直遥遥领先于中国，武器装备比中国军队先进得多。

　　因此，东西方的军事竞争，中国无论是文化软件和武器硬件都处于被动防御状态。即便是中国过去百年中两次重大战争的胜利，如抗日战争、朝鲜战争，除了毛泽东思想（核心是来自西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军队，在战斗意志上变得异常强大，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军事硬件的落后；也分别利用了美国与日本之间、美国与苏联之间的矛盾，包括在抗美援朝中得到了苏联的大量军事装备。倘若以当年中国简陋的军事工业，即便能获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也必然需要更长时间和更大牺牲。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军事科技人员一度奋起直追，拥有了原子弹、氢弹和导弹，但它缺乏真正实战能力，特别是洲际远程投射能力。而在常规武器方面更与美国、苏联有很大差距。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以后，邓实施了韬光养晦、经济发展优先的战略后，解放军科技进步被严重忽视，因而全面停滞甚至倒退。与此同时，美国因与苏联军备竞赛的需要，军事技术达到顶峰，解放军和美军之间的军事能力差距更加拉大了──这在1996年的台海危机中被充分暴露出来，当大陆威慑要攻进台湾时，美国两艘航母战斗群分别卡在台湾海峡两端，解放军便束手无策，对美军毫无威胁能力。

　　“台海危机”从此成为解放军的奇耻大辱，从此解放军的科技人员卧薪尝胆，发奋图强，借助苏联解体的机遇，吸纳了大量军事人才，引进了前苏联地区先进技术装备，战略目标非常明确，针对美军弱点进行仿制和发展，培养出了大量军事高科技人才，国力的增强也为此提供了充沛的财力支持，使得中国军事装备突飞猛进。2011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期间，中国第四代隐形战机J20试飞成功震惊了世界，如今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同时试飞两种第四代战斗机（J20、鹄鹰）的国家，而J20已经开始列装。目前三代和三代半战机已经成为解放军空军主力，在东亚地区已经足以制衡美军和日军。虽然解放军在战略轰炸机、运输机、加油机等仍与美国有质的差距，预警机数量也远少于美国，但是防空导弹的现代化和引进俄罗斯最先进的萨姆400导弹，使得解放军在本土和近空的空战中已经不落下风。

　　在海军方面，由于1996年台海危机的奇耻大辱，中国解放军集中优势资源在近海“反介入战术”方面获得重大突破，形成了在全球领先的拒止美国航母战斗群的能力。解放军战略火箭军的东风21D型导弹（2500公里射程）和东风26型弹道导弹（3500~4000公里射程），都具备通过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打击大型移动军舰的能力，现在美国航母和驱逐舰均难以防御。由于它们以超过10倍音速、从军舰头顶直击而下，现在美日航母和驱逐舰均无法防御。这基本抵销了美国航空母舰的优势，美国有智库由此感叹“美航母不可战胜地位或已终结”（注1）。随着解放军52D导弹驱逐舰的服役，除了航母外，驱逐舰装备技术水平已经全面追上了美军，在一些关键技术上已经对美军形成优势，比如反舰导弹系列，特别是鹰击18超音速反舰导弹已经领先美军反舰导弹两代。随着2017年6月28日解放军055型万吨大型驱逐舰的下水，这标志着解放军已经开始在驱逐舰技术上全面领先于美军的新时代。

　　从1996年解放军丝毫威胁不了美军到今天基本对等攻击力，除了解放军军事装备突飞猛进之外，更与美军装备停滞不前、军事创新能力大大衰落有关。举一个例子，美国海军驱逐舰的主战反舰导弹迄今还是鱼叉导弹，1979年就开始列装服役，由发射架发射，亚音速飞行，射程约130公里。而中国最先进的鹰击18反舰导弹，采取先进的舰载垂直发射，射程250~300公里，亚音速巡航，最后40公里2.5~3倍超音速突击。美制鱼叉导弹对中国52D驱逐舰基本没有威胁能力，因为其速度较慢，在52D驱逐舰的三重防御系统──海红旗9、近防导弹和全球最快的11000发/分钟速射炮下没什么威胁。与此同时，美军大型舰只却很难防御解放军2.5-3超音速反舰导弹+10倍超音速的东风21D弹道导弹的双重打击。

　　在核武器方面，美国核战略潜艇仍然是世界上最庞大最隐秘的核打击力量，约有10艘仍处于战备状态，每艘标准配备为24枚三叉戟二型洲际导弹，每枚标配8枚10万吨级的核弹头，其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装备，但迄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先进、威慑力最强的核武器，也是生存能力最强的二次核反击力量。不过，美军固定在发射井中的陆基三叉戟导弹已经落后。目前，中国陆基的核导弹虽然数量仍远少于美国，但是技术上已经领先美军──解放军火箭军的战略核导弹以陆基为主，大部分实现了移动发射，包括东风31A、B；东风5A、B型洲际弹道导弹。2015年12月，美方称检测到中国试射铁路版东风41型导弹，该型导弹拥有10个分导弹头，射程1.2万公里，可覆盖全美国（注2）。在核潜艇方面，中国也在追赶美国，据报道，中国最新型核战略潜艇094型在2015年已开始了战略巡航。这种潜艇据称标准配备了12枚巨浪2型核导弹，每枚导弹标配了3枚25万吨的核弹头。而更加先进、可以比肩美国俄亥俄战略核潜艇的中国095型战略核潜艇据说已经开始建造。而在中美新一代核武器的竞赛──新型“打水漂”式超高音速导弹方面，中美都在试射，中方进度似乎更快一些。在战略导弹防御方面，美国毫无疑问是全球领先的，而中国陆基中段反导实验也已多次成功，其成功率并不在美军之下。总而言之，中国二次核反击能力大大提高，相当程度抵消了美国海基核威慑。

　　在太空战方面，中国北斗导航系统在亚太地区已经不亚于GPS，双方均具备摧毁对方卫星网的能力，但中国在重新快速组网的能力尚领先美国一筹。

　　换言之，短短20年的时间，由于中国军事技术突飞猛进，同时美国战略误判了中国军事进步的速度，中国与美国的军事差距缩小到了一个世纪以来最小。如果中国在战略核打击能力方面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就已基本具备与美国玉石俱焚──反向对等威慑的实力。而在中国近海和西太平洋第二岛链之内，中国海、空、太空军也具备了与美军展开常规战争的实力。

　　简言之，这也是中国与西方军事技术差距最小的时期。中国人在西方人最擅长的军事技术领域逐渐追上了西方，美国所代表的西方现代文明首次失去了用军事优势左右中国命运的能力。

　　美军军事优势的削弱，已经导致其军事干预能力的下降，这同样表现在了俄罗斯出兵叙利亚打击ISIS后，美国坐看俄罗斯的影响力在中东一步步扩大，却缺乏有力反击，这与俄罗斯展示的先进武器有关。在打击ISIS中，俄罗斯“杀鸡用牛刀”，从里海军舰发射射程2500公里的“口径”巡航导弹，该导弹最后40公里速度为2.5~3倍音速；从战略轰炸机上发射射程达到5500公里X-101精确制导巡航导弹，这些导弹均领先于美国的“战斧式”巡航导弹──亚音速的第一代巡航导弹。而俄罗斯最新试射的“锆石”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射程400公里，巡航速度4~6马赫，最大冲刺8马赫（注3），美国军舰根本无法防御。

　　即中国、俄罗斯虽然在全球部署的军事实力上仍与美军有较大差距，但是在临近中俄地区常规战争的进攻“尖矛”上，却都领先了美军，这使得美军不敢轻举妄动。

　　军工垄断和美元泡沫削弱了美国军事霸权

　　与中俄军事技术奋起直追乃至超越相比，美国军事工业高科技创新能力衰败的厉害。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的航天工业──现代工业顶峰可谓创造力惊人，在航空企业百花齐放、百家竞争的基础上，波音737、747、757、767、777不断涌现，创领时代；F14、F15、F16、F18等先进战机层出不穷，俾睨天下；土星巨型大推力火箭、航天飞机在航天领域更将其他大国拉下了遥不可及的距离，迄今仍然是人类难以超越的高峰。

　　时光荏苒，几十年过去了，美国辉煌航天事业和奋发进取的主流精神，倏忽之间就衰落和萎靡了。挑战号和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先后爆炸，其他几架也先后退役；阿波罗飞船和土星火箭也成为历史，美国主导的国际空间站甚至要靠俄罗斯火箭运载物质；在民用航空上，波音公司用了30多年的时间才推出新一代的787飞机，尽管没有什么巨大技术飞越，但其间挫折重重，不断延期服务；在军用航空方面，F-22和F35战机从研发到定型生产都超过了20年，迄今仍然问题不断，难称完善的战机。其中F22战机在生产了187架后，生产线已经拆毁，要重新恢复尚要耗费巨资；F35战机的单机成本更从设计之初的每架6000万美元增加最高时达1.6亿美元，在2017年大批量生产的情况下仍高达1.2亿美元。在特朗普总统的施压下，其2019年预计单价才降至1亿美元之下。F35被美国不少人士批评为臃肿的老爷飞机，战场生存能力差，如果它不能利用超视距优势击落对方飞机，就会很危险。而海军的新一代战舰──比如DDG-1000“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不仅非常昂贵，单舰造价超过40亿美元，而且被批评为华而不实。轻型濒海战斗舰虽然隐身性好，航速快，但被批评为战斗力太差，连反舰导弹都没有配备，甚至远不如中国的054型护卫舰，只能吓唬海军很弱的小国。

　　美国军事工业为何如此神奇的衰落了呢？如果仅从航空工业自身来看，是因为垄断日渐严重，20世纪60~70年代成百上千的美国航空企业不断被挤出或被兼并重组，军用飞机如今只剩下了波音和洛克希德等两大巨头，它们联合垄断，很容易逼迫美国政府和军方在必须满足其利润需求的前提下接受昂贵的飞机。军舰也是类似情况。

　　更重要的原因是，自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元的发行不再受制约，钞票越印越多而物质财富增长有限，必然要找到新的泡沫出路，因此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品则必然先后出现，华尔街由此迎来了大发展和大泡沫时期。由于华尔街提供的工资远远超过工程师，比如高盛顶峰的时候，人均年收入50万美元（据说连前台人员在内），而美国中级工程师平均年收入都不到10万美元。由此一流的人才必然纷纷从制造业领域流往华尔街，加上外部制造业廉价劳动力的竞争，美国制造业也纷纷外迁，因此美国工业，包括军事工业的衰落也就势在必然。

　　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工业的外迁，加上华尔街制造了巨大的金融泡沫，且来自于欧元的竞争分流了美元的流动性，美元虚拟金融的自循环体系必然无以为继，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也就在所难免。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国家大幅减少财政支出，其中军费也受到了压缩，而军火工业商不断提高售价，美军军事装备在全球的相对实力下降到了二战以来的最低点。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决策层开始遏制金融业，扶持制造业，使得华尔街收入有所下降。同时大力扶持美国再工业化，特别是对硅谷等高科技企业以很大扶持，美国资本市场繁荣也为新一轮高科技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2013年，美国包括耶鲁、哈佛大学在内的私立常青藤大学的毕业生流往硅谷的比例第一次超过了去华尔街的。但是，要重建美国军事工业创新体系并不容易，这不仅因为人才出现了40年的断层，连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都需要重建。更何况，特朗普正准备对华尔街松绑，华尔街的暴利又将卷土重来。

　　换言之，一旦美国军事力量无法保持对中国和俄罗斯的绝对优势，加上中国经济不再对美国进行利益输送，假如中国能够由对西方技术和文化的崇拜复制期进入东西方文明精华融会贯通时期，并创造出适应于地球村时代的更高级文明，则美国和西方的文明优势将被超越，西方某些人士遏制乃至摧毁中华文明的图谋将可能功亏一篑。

　　美国深陷反恐泥潭给中欧俄喘息空间

　　在2017年到来之际，世界已经全面进入战国时代，其复杂性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与中国战国时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虽然这个新格局超级复杂，但是它却是脉络清晰的，其主线是：以犹太—盎格鲁?萨克逊的家族资本为核心的美元金融寡头势力，操纵借助美国的国家力量，胁迫英法德等西方国家，以西方现代文明的名义，要实现对全球文明的统一、制定新的世界秩序，控制地球的资源和财富再分配，决定不同种族人群的命运。

　　要实现这个目标，美元金融寡头势力要完成双层挑战：第一层：在西方文明内部赢得货币控制和财富分配主导权+政治军事权威，绝不允许有力量挑战美元的核心利益和美国的政治权威，比如欧元。欧元是由欧洲央行发行的，是欧洲一体化的产物，它是欧洲大陆资本试图从美元金融寡头手中夺回铸币利益的努力，欧洲大陆资本曾与英美犹太海洋资本进行过两次世界大战。欧元崛起挑战美元，分流了美元的流动性，动摇了美元虚拟金融衍生品体系。对于美元金融寡头来说，这种挑战是不能容忍的，必须镇压它。如果欧盟不服从，则美国最终会用超级军事霸权威慑和冲击。与此同时，俄罗斯民族英雄主义的崛起，则在挑战了美国的政治权威和军事霸权。2013年6月，斯诺登揭秘了美国政府秘密监听工程后，赢得了世人赞誉，但中国政府不敢对身在香港的他提供庇护，全世界只有普京和俄罗斯为他提供了避难。8月份俄罗斯为斯诺登提供避难；11月份，乌克兰出现街头暴力运动；2014年2月在俄罗斯索契冬奥会期间，乌克兰发生政变，亲俄政府被推翻……就是因为俄罗斯挑战了美国政治权威和军事霸权，美国要给俄罗斯点教训。

　　第二层：不能允许其他文明力量崛起，阻断或挑战美元金融寡头操纵美国统治世界的努力。故此，在“9?11”恐怖袭击中，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力量重创了美国后，美军为报复先后侵入阿富汗和伊拉克，并通过“阿拉伯之春”的颜色革命，引发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动荡，使得伊斯兰文明更加支离破碎，无力再威胁美国；而后，当中国在韬光养晦多年后，崛起的军事力量掩饰不住，在习担任领导人后，政治上明确回归民族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美国又视中国为心腹大患，决定重返亚太，将60%的海空军部署到亚太地区，试图遏阻中国摆脱美国30多年对华图谋的轨道。

　　这上述两层任务、多个目标，对于遭受“9?11”和金融危机重创后的美国来说，实在是难以完成的艰巨任务。换言之，比起20世纪90年代末的美国来说，现在的美国反而离这个目标更远了。

　　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对于全球货币、金融、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控制达到了最高峰。在政治和军事上，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级霸权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与之正面对抗，其军事力量令所有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在货币和金融上，那时欧元尚未诞生，美元是唯一的国际交易和储备货币，美元金融体系根本没有对手；在经济上，虽然在传统工业经济上，美国受到了来自日本、欧洲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但是，克林顿政府力促互联网等新经济发展，美国纳斯达克股市泡沫极大地刺激了新经济的爆发式增长，使得美国执得到全球新经济浪潮的牛耳，重振了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大大改善了美国的财政情况，从克林顿上任前一年财政赤字最高的2900亿美元，扭转为最后一年的盈余2370亿美元。

　　虽然1999年欧元诞生开始挑战美元的货币霸主地位，但是克林顿总统巧妙地利用了科索沃战争沉重打击了欧元，使欧元兑美元从起初的1:1，最低跌到1?0.82；克林顿政府另一个重大成绩是，借助1996-1999年台海危机和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迫使中国基本按照美国的标准加入WTO，使得中国经济基本被纳入了美国跨国公司控制全球产业链、中国企业大多沦为OEM车间的格局中。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这一大好局面被2001年“9?11”恐怖袭击所打破。接替克林顿政府上台的共和党小布什政府，其背后更多的是石油军火寡头的背景，这与民主党政府更多华尔街金融寡头背景不同。它借助反击“9?11”恐怖袭击者，打击基地组织的旗号，表现了强烈的控制中东石油的冲动。小布什政府遂将美国主要对手转变为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放弃了克林顿遏制欧元和中国的策略，先后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虽然在入侵阶段很顺利，但深陷治安维持难题之中，这使得迫使美国政府财政赤字急剧上升，2008年反弹到了4550亿美元。

　　由此，欧元迎来了宽松的发展环境，迅速扩大在国际货币市场的份额，并在2004年欧元的债券和货币发行量首次超过美元，这分流了美元虚拟金融体系的流动性，使得美元金融泡沫（特别是金融衍生品的泡沫）体系难以维系昔日的自我内循环。同时，中国也在加入WTO后迎来了黄金发展期，加上美国制造业加速外流，美国贸易赤字迅速放大。此外，美国逼迫中国人民币升值导致美国进口商品价格上涨；2008年春夏，美国小布什政府觊觎中东石油，对伊朗剑拔弩张，使得国际油价上涨到147美元/桶，迫使美联储将基准利率提高到5.25%，这刺破了美国的次贷和次贷衍生品泡沫，引发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

　　从2008年年底到2011年5月1日本?拉登被击毙，美国开始了不惜代价拯救金融危机的过程，2009年的财政赤字暴涨到1.42万亿美元，2010-2011年财政赤字均维持在1.3万亿美元的高峰。这几年中，美国深陷入了拯救金融危机的折腾之中，更无暇遏制中国，反而需要中国的帮助。

　　从2001年“9·11”到2011年，这十年堪称美国“失去的十年”，美国昔日世界唯一超强的地位江河日下；欧元乘机成长为重要的国际交易和储备货币；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俄罗斯也借助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上涨，而恢复了元气。这为“世界战国时代”拉开了序幕。

　　这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由于美军军事技术自冷战结束以来基本停滞，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反而收缩，这使得美国国家的最后力量──军事力量威慑力下降，美国制定世界新秩序的硬实力大大下降了。

　　不仅美国的军事硬实力在下降，美国以民主人权为旗帜的软实力也大幅下降。2011年以来，美国以民主的名义暗中推动“阿拉伯之春”的动荡，尤其是扶持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反对派，引发内战，美国和北约再进行军事干预，使原来富庶安宁的国家变成了遍地瓦砾，引发了举世瞩目的难民潮，小难民艾兰溺毙后被冲上海滩的照片更是让世人心痛不已。再加上斯诺登披露了大量美国绝密信息，确凿无疑地证明美国对其传统盟友国家，如德国、法国和英国等领导人进行广泛窃听。这使得美国的国际声誉江河日下。

　　激化乌克兰矛盾迫使俄罗斯、欧盟和中国战略靠拢

　　斯诺登事件成了美国和俄罗斯矛盾升级的导火索。

　　爱德华?斯诺登曾是CIA（美国中央情报局）技术分析员，后供职于国防项目承包商博思艾伦咨询公司。2013年6月将美国国家安全局关于PRISM（棱镜）监听项目的秘密文档披露给了《卫报》和《华盛顿邮报》，美国政府为之震怒，随即对其发出通缉令。事发时，斯诺登正在香港，中国政府不敢保护，唯有俄罗斯普京敢于对抗美国压力，同意其避难申请，斯诺登随后飞往俄罗斯。在俄罗斯，斯诺登一再曝光美国的绝密文件，包括对盟友国家领导人的电话监听记录。

　　棱镜项目的曝光使得美国政府备受指责，因为这违反了美国宪法，肆意扩张了政府权力，侵犯了公民通信权力。对于盟国领导人的电话监听，更是违背了基本的国际交往道义，这给美国“自由民主”旗帜蒙上了很大的阴影。更令美国难堪的是，俄罗斯普京顶住了美国的压力，给斯诺登避难权，相当于给美国一个当面耳光，令美国这个“世界警察”恼羞成怒。

　　此事遂成为美国和俄罗斯关系急剧恶化的导火索。诚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美元金融寡头无法容忍德国为首的欧盟与俄罗斯战略靠拢，这将使欧元更加强大。由此，2013年11月，以时任乌克兰总统的亚努科维奇决定不签署与欧盟关系国协议为由，乌克兰国内反对派发动政治抗议，2014年2月，在俄罗斯索契冬奥会即将闭幕、俄罗斯国家安全力量主要关注于国内冬奥会安全保障时，乌克兰突发政变，总统亚努科维奇逃亡俄罗斯。事后，2015念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CNN采访时承认了，美国曾积极参加了这次乌克兰政变，他辩解说，美国是在亚努科维奇出逃后才参与的。

　　面对发生在俄罗斯边界旁的又一次危机，普京非常果断和强势，特别在克里米亚──这个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基地问题上，克里米亚全民公决独立，并决定加入俄罗斯，普京毫不犹豫地宣布俄罗斯将其收为领土。同时，普京毫不顾忌地向乌克兰东部独立两州（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提供军事支持，东部独立武装将乌克兰政府军打得大败。虽然2014年7月18日，马航MH17航班在乌克兰东部莫名奇妙地被击落，美国借机拉拢欧洲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严厉的经济制裁，俄罗斯卢布和股市一度暴跌60%以上。但这并没有令俄罗斯屈服，反而激起了普京和俄罗斯人绝地反击的雄心。

　　此后，由于美国对于乌克兰政府的援助态度暧昧，拿不出真金白银，而俄罗斯全力支持东部独立武装和乌克兰亲俄政治力量，美国对乌克兰局势失去了控制。随后，乘着叙利亚难民对欧洲造成巨大冲击的有力舆论环境，2015年9月末，俄空军突然进驻叙利亚，对ISIS展开大规模空袭，其成效远超美军。而有关美军和土耳其纵容ISIS的舆论也令美国失去了舆论主导权。

　　2015年11月13日，法国巴黎爆发恐怖袭击，导致129人死亡、352人受伤，激怒了法国朝野，奥朗德随即领命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前往打击ISIS，俄罗斯则借此机会，与法国、德国在打击ISIS上建立合作。即美国试图打击欧元，分割俄罗斯与欧盟，制造东欧和中东动荡，以冲击欧元的谋略落空。以德国、法国为首的欧盟更加积极地与俄罗斯互动，初步控制了东欧和中东局势向着有利于欧盟和俄罗斯的方向发展，从而扭转欧盟此前外部动荡扩大化的趋势。

　　对于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的强力反攻，美军不敢硬碰硬，采取了打压石油价格，以抽空俄罗斯国力的软刀子策略，包括联手欧洲国家制裁俄罗斯，这迫使俄罗斯在经济上更加依赖中国。于是，俄罗斯决定将最先进的武器，包括萨姆400防空导弹和苏35战机出售给中国。

　　与此同时，由于欧洲经济萎靡不振，欧洲在经济上也积极向中国靠拢，以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因此，英国、德国、法国等众多欧洲国家加入了中国主导的亚洲投资银行，这使得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于中国的遏制大打折扣。

　　至此，由乌克兰政变开启的美国国际战略，其实际效果可谓适得其反，反而促使了欧盟、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靠拢，除了日本等极少数国家无条件追随美国外，美国在国际上的孤立程度是近百年来罕见的。这不能不说是美国国际战略上的败笔。

　　中俄与美日军事力量差距不大

　　在2015年尴尬地陷入了同时与俄罗斯、欧盟和中国博弈之后，美国全球战略左右为难，捉襟见肘。其后，美国决策层也在进行调整，那就是，某种程度上承认在东欧和中东失去控制，承认俄罗斯在中东的强大存在，而采取通过打击石油价格而对俄罗斯实力釜底抽薪。这也表现在美国由敌对伊朗而转向宽容伊朗，如果说2015年7月份，美国与伊朗等签署了伊核六方协议，尚有边走（东欧和中东形势）边看的意味，那么，2016年1月17日，美国政府解除对伊朗制裁，则表明美国暂时放下控不了盘的俄罗斯、欧盟和伊朗，而将战略重心转向重返亚太遏制中国。

　　在东亚，博弈双方的主角显然是美国和中国，围绕着谁成为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领导者，同时也是谁成为亚太的经济秩序的核心。这场博弈除了常规的货币金融和经济政策层面──比如人民币是否主动快速可控贬值、TPP（环太平洋自由贸易伙伴关系）等外，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军事力量。也正因此，亚太地区出现了空前的军备竞赛，美军将其60%的海空军集中到这里，中国新军舰下水如下饺子，而日本的扩军备战也达到了二战以来的最高峰。

　　在东亚的军事对抗中，日本是将自己绑在美国战车上的，即美日成为一方的主力；由于日本与美国结盟，这对于俄罗斯是个潜在威胁，不仅是因为俄罗斯迄今仍占有日本的北方四岛（俄罗斯是不可能归还日本的，因为这意味着俄罗斯丧失了太平洋出海口），而且在历史上，如果中国衰落，则俄罗斯必然与日本争夺东北亚，俄罗斯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惨败，特别是从欧洲远道而来的舰队惨遭日军全歼，成为俄罗斯历史上的奇耻大辱；1939年，在当时满洲与蒙古的边界诺门罕，日军和苏联军队再次交手，日本关东军大败。1945年8月，在二战欧洲战事结束后，根据《雅尔塔协议》，苏联以150多万军队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在四千多公里的战线上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日本关东军发动突然袭击，曾号称“皇军之花”的关东军灰飞烟灭。苏联随后占领了“北方四岛”（俄罗斯称南千岛群岛）至今。

　　由于中美争夺东亚主导权，俄罗斯与日本的宿敌关系，中日也存在东亚主导权之争。日本虽然曾在二战中与美国争夺亚太主导权，但惨败臣服于美国后，其实力也只能成为美国附庸。俄罗斯虽然历史上与中国有领土之争，但如今双方边界都得到妥善解决。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在经济上与中国高度互补，在政治上需要与中国背靠背对抗美国和日本的压力。这使得在东亚形成了基本的中、俄VS美、日的对抗格局。虽然中国和美国由于经济上相互高度依赖──中国出口依赖美国和西方的市场；而美国依赖于中国的物质和资本利益的输送，双方不会轻易动武，但是，如果牵涉到亚太领导权这个不可妥协的命题，而中国已经对美国利益输送达到极限，动武则难免成为最后底牌。

　　这种背景下，中俄与美日军事力量对比就十分重要。自苏联解体之后，美国陶醉在世界军事超级大国地位之中，后来又被“9·11”恐怖袭击拖进了反恐泥潭，再遭遇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美军的综合实力仍然基本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即便有少量新一代的武器，如F22、F35，海军“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等也都十分昂贵，存在缺陷。而中国解放军却卧薪尝胆，军事装备水平突飞猛进，虽然远程作战能力不如美国，但在中国近海具有反介入作战优势。俄罗斯在普京领导下，其军事实力也触底后强劲反弹，在打击叙利亚ISIS目标中，其展示的超音速巡航导弹和5500公里的远程巡航导弹都领先美国1-2代。

　　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和中国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两者联手可以在政治上制衡美国，最重要的是，俄罗斯和中国都是核大国，两者最先进的洲际导弹核导弹都已升级为固体燃料型，可以机动发射。这可以制衡美国核潜艇的战略核导弹。

　　从军队士气和战争经验上看，美军虽然战争经验很丰富，但陆军遭遇了伊拉克、阿富汗的长期困顿，海空军长期保持战备状态，势必疲态严重，厌战情绪较大。2016年1月，美国海军士兵被伊朗俘虏、跪地抱头的照片令世人哗然；俄罗斯则为捍卫领土和尊严，陆军实战经验也较丰富，但海空军战斗能力有待检验；日本有一支技术装备水平较高的海空军，但其缺乏进攻性武器，而且从二战以来也没打过仗了，各军种协调是软肋；中国解放军战备水平迅速逼近美军，在“反介入”等方面颇有优势，却自1979年对越战争之后就没参与大规模战争了，特别是海、空军的实战经验很少。

　　不过，2015年年底开始，中国解放军以极大的魄力和速度推进军事改革，正使这支军队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军事指挥系统和联合作战的能力得到了质的飞跃，而随着一批新锐悍将走向前台，战斗意志也得到了30多年来空前加强。解放军已经成为美军在东亚常规战争中难以战胜的军队


　　“军改”为解放军重新注入军魂

　　解放军的这场军事改革自习在中共十八大上担任军委主席后开始酝酿，在2015年年底横空出世，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大局已定，2017年4月已基本完成。其魄力之大、效率之高，在世界军事改革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由此，面对西方的军事霸权，中华民族再次具备了捍卫民族自主生存权的能力。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最后底线是什么?是种族生存命运自主权！像如今的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都丧失了这种底线生存权，国家四分五裂；人民流离失所，生灵涂炭。中国人在历史上曾经饱受这种摧残──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清王朝的中央集权解体，军阀混战日寇入侵时，中华民族也曾丧失了这种底线生存主权，中华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牺牲几千万人才重新夺回这个底线主权。这个底线生存主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权，然而在和平和年代以金钱论英雄的时期，它往往是隐形的，容易被已经习惯于和平繁荣、拜金主义的人们所遗忘，被执政者所忽视。但这根底线从来都在那里，一刻也不曾消失过。

　　而这个底线生存权靠什么捍卫呢？就是靠国家机器的底线力量，也是终极力量──国家军队的战斗力，靠军队对人民的忠诚。在中国而言，就是人民解放军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度和战斗力。在过去若干年里，因“和平与发展是主题”、“一切以经济工作为中心”，曾几何时，解放军的技术装备、组织能力和战斗力被忽视，乃至刀枪生锈马放南山，甚至一度军队以走私做生意自筹军费大行其道。1996年李登辉发表“两国论”试图搞台独，中央军委一度下决心对台湾动武，然而美国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一北一南卡住台湾海峡两端，解放军便束手无策，这个奇耻大辱虽然刺激了解放军在军事装备技术上卧薪尝胆。但这并未能阻止军队腐败愈演愈烈，以至于发生一届军委两位专职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深陷腐败的悲剧。这样的军队如何能有战斗力？如何能够守卫国家和民族的生存自主权的底线？

　　习担任中共领导人和军委主席后，在刘｀源等军队一批正义之士的拥护下，他们铁腕反腐，刮骨疗毒，拨乱反正，使军队的正气开始彰显。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9?3”大阅兵上，解放军威武雄壮的军魂再现。不仅如此，此次大刀阔斧的军改，更是针对世界大国博弈的新挑战，借鉴融合了全球新军事进步的成果，结合解放军自身探索发展的必然，断然推动此轮军事改革，其魄力之大，改进之系统深刻，均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6年来的之最。

　　此次军改一举打破原来陆军独大、四总部分权的落后体系，将原来纠葛难分的既得利益格局一举廓清。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五大战区（东、西、南、北、中），各战区负责对各军种联合训练和作战指挥，强化天、空、海、陆、网络战略支持部队等多军种立体联合一体化作战能力；同时通过陆、海、空、火箭军和战略支援军等五大军种进行日常科技创新和资源管理。这构成了一个最为简练而高效的矩阵管理模式，使解放军具备了同时在四个方向上独立打一场中等强度战争的能力。

　　火箭军和战略支援军的成立，更显示了此次军改的现代化前沿性特征。它特别突显了解放军对太空、网络信息战斗力等创新技术领域的高度重视，反映出对天、空、海、陆和网络等一体化现代战争的必胜决心。从组织的简练高效、军事指挥一体化和对前沿高科技军事能力的高度重视上，解放军此次军改后的指挥作战能力已经不亚于美军。

　　虽然现代战争技术装备和组织能力是必须的硬件软件，但“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铁血军魂才是军队保持威慑力、决定战争胜负的精神内核，缺乏这种内核，再先进的武器都是摆设，甚至成为资敌之物。此次军改，敢于亮剑、刚正不阿的勇将得到重用，为解放军重新注入军魂。首任陆军司令李作成就是杰出代表──1979年在对越战争中，他时任广西军区边防独立师3团8连的连长，带着连队与敌人血战26昼夜，毙敌294人。该连被中央军委授予“尖刀英雄连”荣誉称号，李作成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荣誉称号。由于其刚正不阿，1997年升任少将后，12年军衔未被晋升，此次受到重用备受瞩目。

　　此次军改，同时裁军30万人，极大地裁撤了那些歌舞升平的文职部门、保障高干特权的福利部门，从而使非战斗人员大幅减少，官兵比大幅下降，使得有限财力更好用在保家卫国的刀刃上，加之此前军队反腐的雷霆之力，这使得解放军军费使用效率得到很大的提高。

　　此次军改最令人振奋的是，习和中央军委在此次军改中所显示的宽广眼界、系统思维、提纲挈领、把握主脉的能力；解放军内部改革力量一往无前，披荆斩棘的勇气、魄力和意志，这种勇气、魄力和意志恰恰是解放军新的军魂所在，也是打赢现代天空海陆一体化战争的关键所在。

　　中国对美国实施对等核威慑可避免世界大战

　　在中国解放军20年发愤图强军事装备突飞猛进，特别是在中国近海已经具备了“反介入战术”优势，军改使解放军唤回铁血军魂的情况下，美国试图通过东亚的常规战争打败解放军的可能性已很小。但是，不能排除美国决策层孤注一掷地以核武器攻击中国。

　　美国已经毫不含糊地展示这种威慑力，美军多次让B52──这种以战略核威慑著名的大型轰炸机巡航中国南海、东海和朝鲜半岛。而美国核潜艇经常现身在日本、菲律宾和新加坡，其俄亥俄级的战略核导弹潜艇，或者携带巡航导弹的攻击型核潜艇，均可携带大量核弹头。其中，仅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就可以标准配置24枚三叉戟二型核导弹，每枚导弹标配8枚10万吨级的核弹头，即一艘核潜艇拥有192枚10万吨级的核弹头，而当年轰炸广岛的核弹当量才不到2万吨。即一艘俄亥俄战略核潜艇的核弹头就足以覆盖中国一、二线城市，何况美国拥有约10艘这样的战略核潜艇。

　　或许有人认为，美军如此炫耀只是恐吓而已，不可能真进行核攻击。其理由是，当年美国和苏联核对峙几十年，经常相互威胁使用核武器，却从未真正使用过，甚至美国和苏联从未出现过直接的小规模军事冲突，全部打的是代理人战争。因此担心美军核攻击中国是杞人忧天。

　　事实并非如此，当年美、苏核对抗双方呈现的是对等核威慑──均可以先发制人，一举摧毁对方不同。现在中美之间的核威慑已经呈现了非常不对称的危险局面。这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1.中国目前仍然固守着1964年作出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2.美国已经形成了全球唯一的导弹防御系统，可以比较有效地防御常规轨道战略核导弹的进攻。这种严重的不对称核威慑意味着什么呢？美军拥有单边的先发制人核打击权力！而在美军对华首轮核打击后，中国即便仍残余少量核武器，射往美国又会遭遇多重导弹防御系统的阻击，真正能够威胁到美国本土的将寥寥无几。

　　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2015年发布的报告(注4),中国拥有约260枚核弹头（实际可能会略多）。其中相当比例是东风5A、5B的液态导弹发射，要依赖在地下发射井中，由于发射准备时间较长，大多会在美国第一轮核打击中被摧毁。在北京“9·3”阅兵中得到现身的东方31A型导弹可以公路机动，生存能力较强，但数量有限。而传说中的东风31B型、东风41型导弹是否具备了批量实战能力尚待确认。相形之下，美军的战略核潜艇对中国的威胁要大得多，比如，美军核潜艇可以在日本以东海面，发射三叉戟2型导弹（UGM-133Trident-II，或称TridentD5），该导弹时速约为17马赫（21000公里/小时），击中中国武汉以东目标仅在10分钟之内，击中北京仅需7分钟，中国火箭军来不及反应。

　　即便少数不在美军侦查范围之内的解放军机动导弹进行二次核反击，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特别是在临近中国的韩国部署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可以在解放军核导弹刚升空，速度较慢时，更容易击落中国导弹。这是美国竭力推进在韩国安装这一系统的主要动机。此外，美军在日本、台湾等地设置的超级雷达──铺路爪（探测距离可达4800公里，可以覆盖中国西安、武汉以东空域）等，可以与韩国的萨德AN/TPY-2雷达（探测距离2000公里）一起，从多维度精确计算中国导弹轨迹，即便幸存的中国弹道导弹飞临美国上空时，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又会击落大部分，最后能击中美国本土目标的将微乎其微。

　　即由于中国的自我限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加上核弹头数远远少于美国，中美之间的核威慑严重失衡，如果美国不用太顾忌中国的核报复，其甘愿冒中国核反击风险的投机心态就会大大增加。美军以常规战争没有把握制服解放军的情况下，在中国威胁到美国的核心利益时，特别是美国对于世界（包括中国）的货币殖民霸权时，不能排除美军对中国发动核攻击──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

　　这种局面下，中国除了发展海基、陆基的机动核反击能力外，更重要的是，应宣布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自我束缚。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后，中国很快宣布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以当时的情况看，这个决策是相当明智的。因为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美国和苏联的较量，两个核大国均有数千枚的核导弹瞄准对方，而中国只是两者间的一个平衡力量，没有必要在两大巨头面前逞强，以避免被两大巨头重视和瞄准；更重要的是，中国虽然拥有了原子弹、氢弹，但长期缺乏洲际弹道导弹、其实不具备远程投射能力，因此在不具备真正核威慑能力的情况下，宣布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只是一个漂亮的姿态。

　　但是50年后时过境迁了，现在中美两国的对抗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苏联已经解体，俄罗斯也被美国定性为地区性大国，缺乏全球影响力。美国在2012年已经将中国定位为新军事战略的首要对手，并全面推进重返亚太，目前已经将60%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海空军的主力布置到了中国周边的东亚和西太平洋。特别严峻的是，美军战略核潜艇游弋在中国周边海域，随时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击中国核设施，摧毁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军事和经济设施──这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头顶上时刻悬着上千枚随时可能引爆的核弹头。这时候，还固守当年“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过时承诺，则不仅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大的不负责任，更是对美国的军事霸权莫大的鼓励。

　　不仅如此，中国洲际导弹在过去几十年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已经具备了威慑美国本土的强大能力，中国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也真正拥有了有效使用核武器的实力。这时候如果仍墨守成规、怀着妇人之仁，则不仅亲者痛、仇者快，更是对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极大的不负责任。

　　因为，从过去100多年的历史来看，在1914~1945年，短短的20多年的时间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就爆发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死伤上亿人，工业、经济和社会受到了巨大冲击。而在苏联与美国拥有核武器，并进行长期相互核威慑后，世界60多年来没有发生过核大国间的大规模战争，美国与苏联竟然长期保持了不进行直接战争的默契。

　　历史已经证明了，只有对等核威慑才能避免一方丧失理智，投机取巧，试图孤注一掷地毁灭对方，从而引发世界大战。中国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仅是对中华民族负责，更是对人类文明负责。

　　即只有让美国决策者，特别是美国金融寡头明白，不要试图通过不对称的核威慑，甚至是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摧毁中国、俄罗斯等竞争对手，双方和各方都要承受玉石俱焚的对等压力，才能真正坐下来谈判，为地球村的人类文明进步找到出路。

　　美国推动日本与中国发生战争可能性大

　　中美之间要想避开“修昔底德陷阱”──像当年德国与英国、日本与美国那样发生世界大战，一个有效的办法是──中国就应该像当年苏联那样公开严正声明：只要中美之间发生战争，就是世界核大战，那么就能基本保证中美之间不会发生大规模战争。但是中日之间的战争却较难避免。

　　如此判断的背后逻辑是很清晰的。美国奥巴马政府的战略目的已经昭然──战略遏制重心已经由小布什时代的波斯湾转移向了中国，用强大的常规军事力量包围中国，而通过核武器透明化，遏制中国战略核威慑力量的扩张，消除中国的核反击能力。进而通过军事上的威慑逼迫中国按照美国的利益进行金融、经济乃至政治的演变。美国此前在试图利用在西藏、新疆的内部民族矛盾分裂中国失败后，从外部直接施加军事威胁，先内而后外；先间接而后直接；先货币、金融、经济后社会军事，这符合不容挑战的霸主逻辑。对此，特朗普政府也能萧规曹随。

　　对于理性而精明的美国决策者来说，中美两国发生世界大战，特别是本土受到沉重打击，是其绝不愿看到的下下策。通过诱导中国经济高官，威逼金融买办，过度开放金融，以军事打击伊朗引爆石油危机，制造一场中国严重的金融危机，引发中国社会动荡，不战而屈人之之兵为上策。如果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尚不足令中国中央集权解体，国家四分五裂。那么，金融危机导致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下降后，推动日本对中国发动战争，或挑动朝鲜半岛、台湾战争就是中策。只要东亚战端一开，数万亿美元国际热钱逃往美国，东亚经济、金融崩溃，社会动荡，美国可坐收战争的渔人红利。再看有没可能收拾残局，彻底掌控东亚，按照自己的需求来重构东亚秩序。

　　尽管明白美国人的意图，但是日本却主动配合美国重返亚太，不断升级对中国的挑衅。先是2010年9月8日，日本海上保安厅在钓鱼岛海域逮捕中国船长；2012年9月，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2015年7月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改变了“专守防卫”的原则，只要存在对日本有影响的“存亡危机事态”，日本即便没有直接受到攻击，也可对他国行使武力。且日军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配合美军行动，直接将武力矛头指向中国。

　　西方人和很多中国人很难理解日本为何不断升级挑衅中国──凡事有点理性的人都知道，中日交恶乃至交战只能是两败俱伤的结果，日本的损失会更大。中日经济交恶，日本的损失将远大于中国，因为日本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远高于中国依赖日本。而如果发生中日战争，在美国不参战的情况下，日本必败。这一则因为解放军的海空军实力已经超过日本。更重要的是，现代战争还包括太空战、导弹战等等，中国战略火箭军是世界最强的陆上导弹部队，连美军都深为忌惮，因专门打击航母的东风21D和东风26的杀伤力，美军都弃守了第一岛链。况且，中国拥有日本所不具备的战略纵深。

　　假如中日再战，那绝不是甲午战争的模式了──双方舰船相互炮击，而是一旦爆发战争，就没有前线后方之分，解放军的导弹部队如果对日本的大型舰船、军事基地、防空设施进行全面打击，将会瘫痪日本的大部分战力。这就如同当年美军对南斯拉夫那样。而且中国并不害怕日本进行报复，一则日本缺乏中远程导弹能力；二者日本即使有导弹、有核弹，如果中日战争升级到核战争，则弹丸岛国日本将亡国灭种，而中国虽有损失，但仍能恢复元气。

　　日本能够依靠的是美国对“日美安全协定”的承诺。即中日一旦开战，美日同盟共同对付中国。坦率地说，美国人并没有那么愚蠢，他们更可能一直怂恿日本对华开战。倘若中国宣布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美之战就是世界核大战，则美国不会为日本去冒此大险。美国人好日子过惯了，国民绝不愿为日本而冒灭顶之灾，必会反对参战，而中国人近年来忍辱负重也受够了，百姓大多数支持国家强硬；且美国是民选制度国家，其决策层受到的社会压力将远超中国；中国地理比美国更复杂，山脉河谷纵横，战略纵深比美国更好，如果爆发核大战，种族生存延续概率更大。简言之，美国人不可能为了日本和中国人拼命。

　　因此，对于美国来说，成本最低、收获最大的结果是中日火并，美国坐收渔人之利。难道日本人不知道美国参战的概率不大，如果中日单独较量，更难免遭遇惨败结果，为什么日本人仍然相当可能孤注一掷，不惜一战呢？

　　这就要从日本的民族性中去找原因。日本民族重精神轻物质，仍残存视死如归的“武士道”精神；再加上对中国人占有广袤丰厚的国土资源却不知珍惜的羡慕、嫉妒和恨，即日本人大多鄙视中国人拥有广袤富饶的土地却涸泽而渔，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下，很容易钻进“牛角尖”而难于自拔。

　　重精神轻物质的民族往往是值得尊敬的，但是日本文化却将此和严格的等级制度和人道主义缺失结合在了一起，就形成了一种弱肉强食的军国主义的“武士道”精神──为了国家民族生存空间，为了对天皇、领主的忠诚，为了自己武士的尊严，视死如归，乃至牺牲家人，为达目的不折手段，常凶残地蔑视乃至屠杀弱者。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日本决策者也担心中国军事崛起后是另外一个美国，日本将来处于中国和美国两个得罪不起的巨头之间，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两面挤压，国家的衰弱也在所难免。

　　一些日本决策者或许就此钻进了“牛角尖”──既然不战，也难免国运衰败的命运；那么为什么不拼命挑战一下，如果在美国的支持下，打败中国，扼杀了中国崛起，动摇了中国政权，中国进而四分五裂，日本能够侵占中国某些版图，可为子孙后代开拓空间；而即使战败，反正也就是国运衰败而已。

　　一言以蔽之，某些日本决策者可能认为，既然战的最坏结果就是不战的结果，为什么豪赌一次呢？

　　与此同时，中国已经不可能再退让了，这是由中国的权力意志所决定的。权力意志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结构秩序。过去一二十年中，贪腐权贵和外部势力不断侵蚀中国的权力意志，中国权力意志已经千疮百孔。如果中国决策层，特别是核心领袖再退让，则政权难免解体，中央集权难免溃散，国内社会动荡四起，国际上压力倍增，内有外患一起袭来，中国将会四分五裂，一败涂地。

　　早在2012年12月，本人曾经发表了《中日为何难免一战》（注5）文章分析：“这些年来，文官系统的权力意志的确因腐化而不断衰退，但是发愤图强的武将们，在10多年时间内将军事装备能力跃进了30~40年，其权力意志和自信心在不断增强；加上民间爱国主义的蒸腾，对于官僚腐败和软弱外交普遍不满；高明的领袖若能因势利导，是可以再造强大的核心权力意志的。”自2012年11月习担任中国军委主席后，其“反腐”和“军改”正如本人所预期。鉴于中国已经退无可退，倘若国内金融大危机爆发，中国对外发动战争，转嫁危机也在所难免。

　　中日如果再战，只要解放军决策层放开手脚，以最大实力坚决果断地给日军最大打击，日本必败。中国相当可能会彻底解除其武装，摧毁靖国神社，那将使日本国运彻底败坏，日本很可能因此沦为三流附庸国。届时，中国虽然不免在战争中损失较大，但会将东亚的主要竞争对手日本彻底削弱，真正奠定中国在东亚的领导地位。

　　美国若制裁中国中国可借机打破“中美国”恶性循环

　　展望未来，美国联合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是另一个潜在威胁。即倘若中国发生金融危机，无力或不愿兑现其过去的经济承诺──比如拒绝向出境外资兑付美元、或者以解放军武力收复台湾、中日战争等，美国以此为借口发难，联合西方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甚至截断中国原材料进口，进一步对金融危机后的中国落井下石。

　　美国必然试图以此为压力，逼迫中国开放国企和金融机构的控股权，任由美元资本彻底控制中国的货币、金融和经济。殊不知，中国恰恰可以反其道而行之，以此为契机，摆脱“中美国”的恶性循环，鼓励民族资本发展，使中国回归大国独立自强、低消耗可持续的平衡发展道路。

　　过去30多年的中国对外开放政策是建立在错误假设前提上的，其过程由权贵、官僚、外资利益主导，其后果是代价惨重的。如果不能借机予以纠正，则中国在经济金融方面将势必彻底沦为美国、美元的殖民地，中国民族资本将彻底沦为被奴役的附庸地位，执政党和中央集权也因此将彻底丧失经济基础。

　　中国过去的对外开放道路是建立在一个非常错误的假设前提上的，即中国效仿“亚洲四小龙”模式。这些小国由于国内市场非常狭小，构不成足够的经济规模，不足以支持强势、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企业成长，因此其不得不对外开放，以求在个别领域和行业形成比较优势，从国际市场分杯羹。中国却完全不同，是世界一等大国，其市场足以与美国和欧盟相比，要比日本大的多，国内市场的充分竞争足以在每个产业形成2-3家强大的民族企业，电信领域的华为和中兴通讯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中国应该走当年美国、日本和德国式独立自强的发展道路。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美方以“中美国”的胡萝卜+大棒的策略，诱导中国官僚买办在中美之间形成了五层利益输送的超级机制：第一层是中国巨量购买外部石油和矿产资源，国际投机者则全力阻击“中国需求”，使得大宗商品在2000年以后普遍暴涨数倍；第二层是这些矿产资源加上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环境资源，生产价廉物美的商品输送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第三层是换回的美元再购买美国的债券、证券，最高时超过2万亿美元；第四层是美国企业再用借中国的钱到中国收购股权资产，垄断诸多行业市场，获得超额利润；第五层，美元势力逼迫人民币升值，吸引国际热钱巨量流入中国，推高楼市、股市、PE投资等资产泡沫，利用其雄厚资金、丰富经验和对中国政策的影响力，赚取超额的投机利润，转移走中国人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在人民币泡沫严重、投机资产泡沫盛极而衰，2013年国际资本开始大规模外流周期后，威逼利诱中国央行硬扛人民币高位，以获得丰厚的汇率利润……在这个恶性循环之中，中国仅一度得到了肮脏GDP和廉价就业，却逐步掏空了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能源矿产、水及环境资源、外汇储备积累、企业和社会公众的财富积累，以及执政者的信用。诚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正面作用，其最重要的正价值是为中国军事崛起赢得了时间。

　　这种超级的五层次循环的利益输送机制，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也很可能是绝后的。在国际上不少正义人士都对此表示难以理解。法国总统经济顾问雅克?阿塔利在其新书《国家的破产》中指出：“奇怪的情形是，富人生活在穷人的接济之下。赚着每月连1000欧元都差很多的中国人，却把他们一般的收入用于支付有着他们10倍以上收入的美国公务员、军队和研究人员的工资。世界银行系统通过合适的职责，用发展中国家的存款支付着发达国家的消费。（注6）”

　　在2009年3月，米塞斯研究院举行了一次纪念亨利?黑兹利特的演讲活动。欧洲太平洋资本公司总裁、《美元大崩溃》的作者彼得?希夫做了一次精彩报告（注7），题目是《为什么我们不应对金融危机感到意外》。他以非常黑色幽默的方式嘲讽了这种逻辑──几周前，希拉里?克林顿访华，其目的就是乞求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她说：‘我们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台下笑）”而实际上她想告诉中国人的是：“你们应该让你们的公民把钱拿出来，借给我们，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些钱交给我们的公民，让他们用你们的钱购买你们生产的产品，与此同时你们的公民可以获得工作。”这就是希拉里想达成的交易。

　　美国人的确神奇地达成了这种不可思议的交易。就像希夫先生所说的──“我们确实在让其他国家既出钱又出力地帮我们刷墙，好像他们自己无墙可刷一样。”但他警告说“其他国家不可能一直接受这样的经济模式”，终有一天，中国人完全应该这样告诉希拉里：

　　“不不不，你知道吗？我们有个更好的主意。（台下大笑）

　　为什么不把那些钱留给我们自己的公民，

　　让他们用自己的钱买自己的东西。

　　这样一来我们还能保全所有的产品。”

　　希拉里想说的是：“我们得到了东西，而你们得到了工作。”

　　但让别人享受产出的工作算什么工作？

　　这不是工作，是奴役（全场大笑）。

　　在过去30多年中，出于对美国模式的崇拜、中国很多主流精英接受了美国经济金融教条的洗脑，或者是接受了美元好处的某些官员被美元势力要挟，再加上中国权力意志不断削弱，中国缺乏对抗美国的勇气，使得中国一直难以摆脱这个恶性循环。可是未来如果中国金融大危机爆发后，这个向美国进行多层次系统利益输送的旧模式将彻底崩溃，美国在中国大危机、人民币崩溃后，美元势力会试图回到中国，像收购苏联解体后的廉价资产那样，彻底控制中国的金融和经济体系。那时，中国执政党将面临最后抉择──要么成为美元势力的政治傀儡，要么捍卫红色江山；倘若美国带领西方制裁将逼得中国别无选择，而中国在武力收复台湾或者战胜日本后，军人的权力意志无可撼动之后，中国必然会跳出这个荒诞的恶性循环，从而回归于独立自强为主的发展道路，回归以经济社会低成本自我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

　　届时，当中国对于美国的利益输送将被终止，美国也难以剥夺拥有欧元货币体系的欧盟，失去了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的利益输送，美国依靠外部利益输送以维持美国特殊利益──仅以少量的劳动享受世界最大块蛋糕的模式将必然崩溃，那时的美国将彻底走下神坛。

　　中俄欧可以强化亚欧大陆陆权内循环

　　如果美国以中国拒绝“履行国际义务”或对日战争为借口，联合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等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人民币对美元大幅贬值，外汇储备枯竭，则中国旧的高消耗经济发展模式将被迫终止，因为中国约有15%的粮食，43%的蛋白质、68%的食用油、65%的石油和70%以上的铜、铁等进口将无以为继，则中国将会出现严重的输入性通胀，楼市、股市、债市等将崩溃，中国人将不得不面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为艰苦的日子。

　　虽然从战略上说，借西方经济制裁之机恢复独立自强为主的道路，摆脱美国和西方的剥削是利国利民的必由之路。但这也难免带来短期的阵痛，这不仅将导致进出口型企业大规模倒闭，失业人口空前增加。更严重的是，由于中国缺乏足够的美元进口，加上人民币对美元大幅贬值，中国人将进口不起农副产品，特别是大豆和食用油的进口将大幅减少，这将使得中国人目前以肉食、牛奶为主要蛋白质摄入的方式难以为继，将不得不退回20世纪80年代以豆腐、花生等植物蛋白为主的方式；使用汽油的轿车将成为奢侈品，很可能被大规模淘汰，电动能源汽车将取而代之。在这个痛苦过程中，会有很多人身心难以适应而崩溃。

　　然而，这并非是无法度过的，届时，只要中国政府采取两个基本举措：1.恢复对粮食、食用油等生活必需品的按人头凭票低价供应，保证国人基本的营养供应；2.对因楼价大跌已经负资产的居民家庭，确保其自住的一套住房不受影响，银行不对其逼债。如此一来，有了吃、住这两个基本生活保障，就可以保证最低限的社会稳定。再加上收复台湾、击败日本所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强大的武装力量对内外部各种分裂颠覆政治势力进行有力威慑，大多数中国人是可以度过最困难的那一段日子的。

　　坦率地说，这段苦日子对于中国人找回“天人合一”可持续发展新模式而言，是必须的。中国人试图复制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注定是一条绝路。过去30多年，中国人走上了一条物质消耗不断上升，但精神道德水平不断下降的道路，对土地、矿产和水等自然涸泽而渔，已经使中国生态环境全面崩溃，并对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严重威胁。中国人必须痛定思痛，走上一条物质消耗水平大幅下降，而精神道德水平不断提高的再平衡之路。而指导这条道路的理论和思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中都有。换言之，“天道”或者说历史，可能要用这种决然的方式，倒逼中国人去找回中华文明精华，直到多数中国人主动自觉地追随它。

　　在这个旧模式山穷水尽，要置之死地而后生，要绝处求新生的痛苦转型期间，中国还是有一些国际策略可以缓冲这种冲击的痛苦程度。虽然，中国如果参与了东亚区域战争，中国海空军会有一定损耗，加上经济实力受到重创，中国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在海路与美军硬憾。不过，中国可以强化亚欧大陆陆路的内循环，即更多的精力投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互利经贸关系，中国向俄罗斯、中亚和西亚提供基础建设能力和轻工业品，而从这些国家获得能源、矿产和粮食。

　　面对美国未来可能的巨大威压，中国、俄罗斯和欧盟只能相互支持，共同抵抗，方能达成新制衡。如果中国在美国、日本的压力和打击下分崩离析，那么，俄罗斯在经济上将失去了最后最重要的支撑，其经济的喉咙将彻底被美国所扼住；从地缘政治上，其后背也将重新暴露在日本的刺刀之下。而如果中国崩溃后，俄罗斯独木难支，不得不向美国屈服，则欧盟更难逃美元势力的打压，由于欧盟缺乏独立的军事体系，政治体系也支离破碎，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影响，欧盟的分崩离析也在所难免。

　　因此，在中国金融危机之后，军事如果已经在东亚形成了强大威慑力，经济进入痛苦转型的过程中，俄罗斯和以德法为首的欧盟也应该支持中国，特别是欧盟不能追随美国对中国落井下石，而应帮助中国寻找到低物质消耗、高精神水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发展方式。简言之，俄罗斯和欧盟必须扶持中国，令其成为抗衡美国军事威压的重要力量，从而分解其自身的压力，为自身争得更多的喘息和发展空间。

　　更重要的是，维护中华文明这个人类5000年历史上唯一可持续发展文明，在其模仿西方生活发展模式彻底失败后，不得不要从复兴中华传统文明精华，并从中找到生机和出路，将是人类未来的共同机会。那么，中华文明神髓──儒家“人与人的和谐”、道家“人的肉体与灵魂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佛家“人的精神与大宇宙精神的和谐”将可能与现代西方文明的独立人格、科学技术与民主制衡实现有机结合，那将不仅是中国未来的唯一生路，也是人类文明避免滑向金融法西斯主义，甚至自我毁灭的最后希望。

　　即如果中华文明崩溃并消亡了，则人类将势必步入诸多好莱坞电影──诸如《黑客帝国》《阿凡达》《云图》、《星际穿越》等所表述的悲惨未来，而西方人作为个体而言，将永难跳出那久远以来的灵魂悲剧。笔者将在接下来的第五章对此进行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