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多：中国式全球化与欧美式全球化，有哪些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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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1月10日，上海市社联第十一届（2017）“学会学术活动月”系列活动“世界经济新格局下的新兴经济体合作与发展”专题研讨会，在上海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由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新兴经济体专业委员会主办，上海大学经济学院承办。上海经贸学界人士以及来自多所高校的经济学专家学者和学生近百人参加论坛。

　　上海大学副校长聂清教授在欢迎辞中指出，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深度合作，对于世界经济的走向至关重要，但新兴经济体国家之间的了解还并不充分，亟待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准确判断、精准施策，助推新兴经济体协同发展。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要团结各新兴经济体国家，探寻各国共同的诉求点，探索有特色的沟通机制，成为新兴经济体发展的引领者、合作机制的建设者和持续崛起道路的开创者。

　　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会长张幼文研究员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与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合作”主题发言中，强调了发展战略具有时代内涵，我国发展已进入新阶段，应充分认清我国当前国情，对开放战略进行调整。对新兴经济体的研究对象提出了四位一体逻辑链。研究应针对四个方面进行，首先研究新的国际格局，其涉及到国家环境、特征、时代背景，强调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为世界做出更大贡献。其次，研究开放战略及发展道路，并结合十九大中强调的“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第三，研究中国特色的建设，包括一带一路等更多发展路径。最后，应结合相应的学术研究对以上的实践进行理论提炼，如中国式全球化和欧美式全球化的区别。欧美式的全球化是承诺-协议-制度与组织为平台的模式，中国式的全球化是共识-共商-项目为平台的模式。要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理论研究。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黄建忠教授对“逆全球化”进行了结构分析。他认为根源于美国的“逆全球化”浪潮具有鲜明的结构化特征；中美最近一轮战略对话结果打破了历经10年的战略“默契”，特朗普东亚之行是重构中美战略“新默契”的有利时机；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中美之间的结构性政策博弈与政策的结构性互动，对于全球经济稳定复苏和全球化的前景影响至关重要。他分别从区域结构、产业结构、国际关系结构三个方面对“逆全球化”进行了分析，认为“逆全球化”并非新的现象，但当前这轮“逆全球化”与以往有很大不同，世界经济的服务化、中间品贸易占比下降和全球价值链向“区块化”方向重构导致的增速下降与利益分化的作用不可忽视。

　　我国可在以下几个方面谋求美方的支持或配合：在增强政治、军事互信的同时加强经贸互信与合作关系；在世界经济逐步向好和美国经济复苏势头趋稳的当下，抓住时机劝导、缓解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立场；努力协调中美双方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的立场，构建良好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引导美国更多地参与中国主导的全球行动计划（如“一带一路”）。并从国内贸易与产业政策、对外贸易、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多、双边经贸合作、推进FTZ的制度系统集成创新等方面提出了应对逆全球化的对策与思路。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副所长沈国兵教授做了“世界经济新格局、一带一路下自贸区策略及带路上口岸经济增长”的报告，对世界经济的新格局进行了阐述，包括GDP、商品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分布、人口结构等方面，认为中国式增长抓手是国际一带一路倡议、国内自贸区策略；通过分析世界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的差距、中国人口结构，强调中国应大力发展服务业、深度挖掘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分析全球FDI分布产业，提出需要关注中国对外投资过度集中于长期性基础设施投资的收益风险；同时认为“一带一路”将形成全球第三大贸易轴心、带动中国对外投资、构筑新的雁阵模式。

　　沈教授梳理了自贸区的建设路径，分析了自贸区1.0版的上海自贸区旨在制度创新、先行先试；自贸区2.0版的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旨在粤港澳、京津冀和海峡两岸协同对接；自贸区3.0版的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等自贸区旨在区位布局、缩减区域不平衡不充分发展。

　　而且，沈教授从GDP、人均GDP、工资水平、贸易等方面对比了“一带一路”上中国主要边贸口岸经济，提出了对一带一路上边贸口岸区域经济增长的建议：立足区位优势，发展口岸经济；强化制度创新，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积极学习和借鉴同类海关经验，强化横向联合；基于边境特色、民族特色，积极发展边境旅游业；根据进口物品构成，完成初步加工，再到深加工；积极学习浙江区域经验，构建北方商品集贸市场等。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室主任沈玉良教授做了“新兴经济体发展数字贸易面临的问题和政策取向”的报告，介绍了ICT技术与数字产品和数字贸易，分析了新兴经济体在多边贸易协定中的需求，以及区域贸易协定中的数字贸易规则，指出新兴经济体发展数字贸易面临的问题，如国家网络安全、文化核心价值观（数字内容、新闻等）、数字贸易国内规则不完善、与数字贸易相关的税收问题和数字服务提供商的垄断问题等，提出了新兴经济体发展数字贸易的政策取向。认为应认清两大经济体的差异，并通过中美两国提案的差异，强调中国在多边贸易中的作用，其一是推动跨境电子商务在区域、多边层面尽快达成协定。二是与货物相关服务领域的数字贸易形成。三是加快国内规则的形成。

　　广东工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新兴经济体研究中心主任、金砖国际研究中心主任蔡春林教授认为近年来，金砖国家在首脑峰会常态化，与国际机构的互动合作，合作机制实体化等机制化建设方面做出了很多探索和尝试，尤其是以金砖银行及应急储备安排为代表的机制创新对全球经济新格局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金砖合作机制促使着全球对国际关系认知、全球治理方式、全球治理主体及客体逐渐发生改变。政策上，一是要做好全球治理新理念认知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工作；二是要持续强化金砖国家机制化建设；三是要逐步优化全球治理主体；四是要提供更多国际议题和方案，丰富全球治理客体。

　　上海大学经济学院沈瑶教授在发言中，以铜版纸为例讨论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提出了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协调问题，一是加强各个政策制定部门的交流和联系；二是及时寻找市场拐点，就是从供不应求到大量投资进而出现产能过剩，当市场满足这个拐点条件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适当撤除保护；三是设立合理的政策评价及退出机制；四是平衡产业保护和外商投资。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赵蓓文研究员强调，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是中国新形势下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同时也将引领中国的新型开放经济发展：“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互动与开放发展。以“一带一路”为动力，实施双向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协同发展；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实现国家战略和地方战略的协同发展；以“一带一路”为依托，加强双向投资下产业发展战略的协调；以“一带一路”为平台，实施体制改革与政策开放的战略协同。此外介绍了“一带一路”建设与投资贸易金融合作，分析了“一带一路”建设对相关国家的影响，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总体投资环境进行了评估。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殷德生教授做了“一带一路、胡焕庸线西移与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报告，报告将开放因素纳入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度量之中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潜在增长率两位数增长的时期恰是开放政策改革最显著的时期。中国经济潜在增长具有区域传递特征，即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梯度延伸，潜在增长率高的地区日益向西部扩展，要素向西部地区流动，这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了国内经济地理层面的现实依据。

　　胡焕庸线的东南壁体现出的大地理范围和小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高，而西北壁体现出小地理范围空间效率低，大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尚未形成的格局。所以，胡焕庸线向西突破的关键是加快西部城镇化进程，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与胡焕庸线东南壁互联互通。在中国海岸线只分布在东部沿海纯地理格局下，一个地区的要素收入与其到海岸线的距离呈反比，离海岸线越近，要素从西往东流动导致地区收入差距扩大。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的西向战略，将打造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新“海岸线”，改变原来东部单一“出海口”的格局，不仅能够提高胡焕庸线西北侧的要素回报，进而吸引要素流入和集聚，而且有利于缩小东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实现地区协调发展。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罗长远教授提出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新功能这一政策选择，中方应通过放宽欧盟对华投资，缓解欧盟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的担忧，欧方应降低中国对欧投资的门槛，强化欧盟内部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深化欧盟的一体化。

　　上海海关学院姚海华副教授就一带一路对中国加工贸易企业贸易利益的动态演化进行了评价，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市场在贸易数量层面拓展了加工贸易企业的微观出口关系，在质量层面有效提升了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附加值。支撑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在于存活企业自身的附加值增长效应；深层次原因在于进入和退出企业通过频繁地进出一带一路市场，给存活企业带来了技术外溢与学习效应。

　　总体而言，一带一路市场目前扮演了中国加工贸易出口提质增效试验田的角色，但存活企业之间以及进入退出企业带来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尚未显现，如何更好地发挥一带一路市场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值得进一步关注。